我的战犯改造经历
我的战犯改造经历
班志洲
南逃未遂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入关与华北各兵团会师，迅速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塘沽构成大包围和隔离形势，继辽沈战役胜利以后的平津战役开始了。这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惊慌失措，坐卧不安。12月8日剿总军法处兼联秘处处长张庆恩（中将级，山西徐沟人，是蒋介石与傅作义之间的桥梁，中统华北特务头子），从北平西郊总部回到城内西单教育部街剿总联秘处（华北四省两市的反共最高决策机构，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内办公），紧急召集处主任秘书姬振魁和我（我当时为该处秘书兼指导科长）等开会，张神色慌张，他把傅作义的最近情况向我们谈了。他说：形势十分严重，华北整个军事布局被打乱了。原来打算将张家口、新保安的兵力，全部集中北平，保住平津塘沽海道，准备南撤，可是新保安主力三十五军（傅的起家部队）已经被全部包围，无法突围，危在旦夕。总司令为此，通夜未眠，将床上的一把扫帚全剔了牙，处于一筹莫展之中。现在的形势是张家口、新保安的兵力10余万人被包围、被隔绝，无法调回，也无法救援，形成北平难守，南撤落空，而塘沽驻军已经开始南运，塘沽不保，天津合围，我们正处于绝望之中。我们听了张的谈话以后都相对无言，相顾失色。12月8日晚8时许，突然一声巨响，震天动地，把办公室窗框大部震落，我急与西郊总部电话联系，据称是南苑机场处理报废的爆炸品。我整夜未眠，加上宿舍隔壁住有从保定撤来的学生吵骂不休，更无法入睡。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局势的严重，华北垂危，北平即将不保，不如乘平津铁路尚通之时，下决心回天津携眷南逃。12月9日，我向张庆恩告假，准回天津，张并告与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一谈，并视察天津联秘处工作。我当天回到天津以后，没有去看陈长捷，先到中统天津处处长郭乾辉（叛徒，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叛变后，受中统重用，1948年夏从我手接任天津处长，原名郭辉，广东人）家，与郭见面后告以北平情况。郭焦急万状，急电南京中统总局请示，次日接总局回电，着即率全处人员撤离天津。郭问我如何，我说一道南撤。郭说：现在天津城防司令部严格规定：公务人员，一律不准离津，撤有困难。我说：你先拿着南京总局的电报去和陈长捷商量，如果不行，我再出面。郭去找了陈，陈长捷表示无船可派。郭找我去说，我说：陈只说无船并无不准撤离的表示，船的问题找李实斋设法（李是中统华北总督察兼天津海员公会头目）。我是华北剿总在职人员，傅作义要陈长捷（福建人，傅的保定同学，都是阎锡山部下的军长，与李实斋都有旧交）坚守天津，我不能向陈说情。
于是我与李实斋通了电话，李答应找船并陪郭乾辉去见陈长捷。他俩同车去见陈，陈表示既然南京有命令叫撤，我当然不能违抗，船的问题困难很大。李说还有一艘登陆艇未走。陈说：已经拨给空军后勤部门了。郭说：中统只有50人，不带东西，请司令下命令吧！陈长捷说：我办，你把撤离人员的照片交来，办理通行证，便于登船，因该艇是军用要穿军服。郭乾辉回来集中照片，在城防司令部盖了印，并指定12月13日下午4时登船离津。我回到天津一区万全道125号家中向我妻许守英（安徽和县人，是表亲，芜湖二女中、安徽大学学生）说明情况。她同意走，由于我有4个孩子，把行李简化，在司机申奉和的运送下于13日下午3时到达天津海河招商局码头，但登陆艇已离开码头数尺，此时码头上特务眷属哭声不绝，都向艇上拥去，但已经不可能了，我看到这种惨状，又感到船小人多，安全已无保证，不死于海底，孩子们也要冻死在海上。于是横下一条心，与妻交换意见后，临时决定放弃，原车回到家中，妻和孩子们，反而很高兴，我的心情却更沉重了。
12月15日天津至塘沽的航线已断，塘沽驻军5万人由海上南逃，塘沽解放，从此天津未再能开出一条船。天津机场也被解放军炮火控制，飞机改在市内跑马场降落，但也只起降两次便停止使用，据说只留一架飞机，作为陈长捷最后备用。
1948年12月中旬，我在天津南逃未遂，平津铁路已断，也不能回到北平，只在家中困守。因为天津四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物资不能运进，粮价飞涨，副食奇缺。陈长捷为了垂死挣扎，巩固城防，扫清射线，将天津郊区宜兴埠民房商店下令烧光，致使上万灾民拥入市区，无住无衣无食，哭叫街头，呼天不应，入地无门，饥寒交迫，无人过问，极尽人间的惨事。这些无辜市民在尚未受到战火的伤害以前，却受到了国民党的洗劫。天津人民盼望早一天解放，对战犯陈长捷恨之入骨。就在这时的一天深夜，张庆恩还通过中统华北处秘书王仁溥从北平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我继任中统天津处处长，因我拒绝了，而改派了张伯鲁（我工作时的书记）。这时天津市外军事据点，逐渐失去，溃败的国民党官兵，纷纷撤逃市区，包围圈越来越缩小，郊区枪炮声，清晰可闻。陈长捷为了准备巷战，把他手下掌握的三个警备旅，全部集中到市区布置在各要道口地堡，并将较大民宅，征为军用。我的万全道住宅，地处八里台进入市区要道附近，也被用作连部指挥所，因其中有电话可以利用。
大的攻防战即将来临，为了避开战火和混乱时的抢劫，我把眷属移到天津河东一带郭姓友人处暂住。1949年1月，交战紧迫，商店多关闭，仅在南市一带从小贩手中买到一点食品和蔬菜。1月13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攻城，双方开始炮战，市内高建筑物上的国民党炮兵向城外轰击，城外的解放军炮兵亦向市内城防司令部附近有目标地开炮回击。特别是1月13日夜，市内炮声犹如迅雷，震耳欲聋。陈长捷躲在城防司令部室下地堡中指挥作战（当时城防部即设在警备司令部内，该部在和平区百货大楼后面），我的住处附近也在落弹，只得躲入地下室。1月14日凌晨，人民解放军攻入天津市区，一时街道各碉堡枪声密集，黎明时枪声渐稀，天大亮后，我走出地下室，发现楼下已有戴皮帽子的人民解放军搜索部队走过街头，接着就听到有人在高喊：“天津解放了，大家出来自由活动吧！”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感到惊恐，赶忙上楼，将自卫手枪扔到内室站橱后，换了便服，从后墙跳出，直奔罗斯福路（即今和平路）。但见这条大马路上，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官兵，由解放军押解出市区，估计有数万人，其中军官眷属足有万人之多，随军行走。我当时就想：这样腐败的军队，连排班长都有家小，还谈得上作战么？据次日天津报纸披露：1949年1月14日包围天津的解放军，在守敌指挥官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后，发起总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余人，活捉陈长捷，解放天津。国民党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在混乱中化装潜逃未成，在天津附近被捕获。
北平投诚
天津解放后，原天津市长杜建时，秘书长梁子青，主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警察局长李汉元于解放军攻入该局时即被俘。风声很紧，解放当天我到天津河东告别妻儿，留下北平地址，便潜匿在南马路友人王雨洲家。两天以后，市内秩序很快恢复，传说要按户搜查国民党首要。为了不连累王君，我取出了金币1枚，换了10块银元，于1月19日清晨由王君之子伴送，从天津河北大红桥混出检查哨，直奔杨村。当时杨村、丰台已经解放，火车已通，但北平尚未解放。我于下午从杨村乘火车于夜间到达丰台后，投宿于一家车马店内。次晨探听到丰台至北平，双方部队在对峙中，不能通行，只有北平德胜门有时放人进出，检查不严。我考虑到此时去德胜门，不易通过，但丰台不能久留，必须离开，决定绕道一试。在离开丰台不远，路遇一门头沟煤矿工人，据说是回北平家中过年的，但进不了城。经攀谈，他姓刘，我冒充天津宜兴埠商人，店被烧毁，此刻去北平投亲求援。刘说：“现在进不去，一道去门头沟吧！”我说：“也好。”我们经卢沟桥、石景山于下午5时许到达门头沟。一路上村庄路口都是解放军，检查不严，我还嬉皮笑脸的对指战员说：“天津解放了，这一下好了。”就这样混过去，仅在进入门头沟时，受到民兵岗哨的盘查，我取出天津假身份证，民兵看了摆摆手让我进去了。夜投宿在刘家土屋中，买了些酒肉，与刘君和同屋的两三位工人吃喝了一顿，便睡了。次晨打听北平城仍然进不去，而门头沟解放不久，检查不严，暂时留下，问题不大。
我对刘君说，门头沟这地方不坏，可以做点生意，运煤去丰台，带菜回门头沟，我出本钱，请他出力。刘高兴地答应，并在附近租了两间瓦房，我们便在这里度过了除夕。1949年1月24日晨，在门头沟街上买到了一份从北平城来的报纸号外，说是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已经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协定，接受改编，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立即邀同刘君回北平，当天上午便离开了门头沟，沿铁路线直奔德胜门，路上虽有解放军盘问，但问问就过去了，两面虽仍对峙，但气氛和缓多了，下午4时进入德胜门，见是傅作义的部队守城，我才放下心来。进城后我与刘君分手，约定次日去前门外花市大街刘家粪场刘家去拜年。我就回到西单教育部街联秘处，这儿已经空无一人。经打听迁西四牌楼大酱坊胡同，我即赶往，一进院，主任秘书姬振魁（山西高平人，曾任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委员），惊喜地把我抱住了，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稍顿姬才说：“老兄呀，好险啊！”联秘处同事都围了上来问了天津解放的情况，我都一一说了。我问姬：“张庆恩处长现在哪里，走了没有？”姬说：“没有走，现在西皇城根家中。”于是就打电话告诉张。不多时张庆恩来了，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发给陈长捷转给你一个电报收到了没有？”我说：“什么事？我没有收到。”张说：“两件事，一是南京总局要你主持天津处；二是请你在陈长捷身边帮助他。”我说：“天津一直紧张，我没有去见陈长捷，陈自己没有部队，只是临时在天津杂凑了三个警备旅，如何能指挥作战？傅总司令只是在陈上任时拨给他一个警卫连而已。天津的主力只有六十二军林伟俦的三个师还能打。林以前兼任天津警备司令时，我是他的情报处长，林手下的三个师长，我都熟识，但到作战时，各顾各的，互不团结，我也无力帮助陈长捷了，幸亏未去，否则一同被俘，这回就见不到你了。南京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事先就把天津人马撤走了，我还能干什么？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我就不谈了。”我接着问张：“傅总司令怎么样了。”张说：“自从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决以后，对总司令的打击太大了，接着在张家口的孙兰峰的集团军也被包围解决，傅完全绝望了。周北峰（总部另一处长）、泰丰川（总部主管文教）包围了总司令，又找来了邓宝珊（驻陕北榆林的蒋军将领）与共产党说合，才做出和平改编的决定。”张庆恩哭丧着脸说，“华北完了，傅总司令完了，我们对不起蒋总裁。”我问张：“总司令对你怎样”？张说：“我随傅总司令10多年，过去都是言听计从的，但从新保安战役郭麻子（傅的军长。早年傅作义从山西分离到绥远时，仅仅两个团，一是郭麻子团，一是董其武团，是傅的起家部队）阵亡后，傅伤心了，动摇了。我力劝放弃北平，打向山东，靠拢淮海，傅一直摇头说：‘晚了，不可能了，出不了河北省就被共产党四野和华北部队解决了，这样大的牺牲，万万不可。’”我问张：“傅总司令对你的出处有无表态？”张说：“我当然不能不离开，总司令没有作最后决定，考虑我走也可，不走也可，我是愿意去绥远的，董其武那里还有10多万人马，还是有所作为的。”我问：“我的问题怎样办？”张说：“你一定要走，还有飞机回南京去。我就告诉楚溪春（时任河北省主席，控制航空）给你机位，你再用我的名义给楚写封介绍信，说明你非走不可的原因，你亲自去见楚。”
我当即把给楚溪春的信写好了，张庆恩签名盖章，并约我晚上去张家见面。当晚我到西皇城根29号张宅，门卫森严，是傅的暂三军给张派的警卫部队，我进去后，张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决定明早乘飞机去绥远（呼和浩特），楚溪春已来电话，准你南飞，你到南京后，把这里的情况向总局详细报告，并且希望你以后能到绥远来。”我说：“后会有期，我是愿意跟随你干下去的，到南京后我有电报给你。”张庆恩便取出一笔路费，要我次晨去见楚溪春，办南飞手续。我便和张分手了（张以后在台湾任“司法部”调查局长）。次晨8时去铁狮子胡同省政府见楚溪春，楚未在，派有一位科长等候我，这位科长告诉我，下午来取机票，我交了照片便走了。因为时间尚早，我到崇文门内裱褙胡同10号周炳谦处辞行。周是英商门头沟煤矿经理，是英国麦边财团的代理人。日伪时期该矿为日人占领，日降后，由河北省地方接收，周在北平勾结中统局副局长兼华北办事处处长郭紫峻建议发还英商，蒋介石批准，但由于河北省地方人士拒绝，延至1948年春尚未交接。傅作义主华北后，坚决不肯发还，虽经蒋介石数电催促，傅一再拖延。郭紫峻发动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势力，包围傅，通过张庆恩劝傅，始允发还。此事我在天津为周出力，因而麦边财团聘我为该矿顾问，允接收后月支白银500两。周一见到我，问我为什么还不走，并说门头沟去不成了。我说：“我刚从门头沟来，那里还照旧生产。”周在家中设便宴招待我，并约定不久在香港见面。正在闲谈间，周家门房来告：说天津有一位张委员来找我。我很惊诧，随即向周告辞，在门外见到的是张耀庭（河北定县人，中统老特务，解放前任国民党平津铁路党部委员）。我问张从什么地方来的，张说：“刚从天津坐火车来的，离开天津时见到了嫂夫人（指我妻许守英），据她说你走了以后天津市公安局向她查问你的去向，她怕郭家（张的表亲）受牵连，所以才把北平你的联络地址告诉我，这才找见了你。”我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仅要带累郭家，而且许守英和子女的安全也发生问题，你来得很好，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张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说：“下午乘飞机去南京。”张问：“能否同行？”我答：“只有一张票，现在不可能了。”我们走到北海公园，商谈了一下，最后我决定放弃飞机，暂时不走，因为天津家属我不能不顾，即使因此而死，也就无愧于心。张不以为然，要我慎重考虑。我若不走他想顶名坐飞机走。我说：“照片、履历不符，是取不到票的。”张说：“还是离开的好，共产党是饶不了我们的。”他决定南逃，我们从此就永远分手了。听说张耀庭以后跑到了广州又派回北京被捕镇压了，这也是至死不悟，罪有应得了。
我决心放弃南逃，当天下午就没有到省政府去拿飞机票。回到西城大酱坊胡同联秘处，听说张庆恩飞绥远了，姬振魁尚在，问我为什么不南飞，我说没有空位走不成了，只能跟大家一道接受改编吧！姬并对我说，张庆恩走前将联秘处全部人员安排到傅作义部暂三军，出城以后再分别去绥远，已从暂三军取来军装数十套以及臂章等备用。我表示：听招呼，一道走。并领了军装，确定一两日交出城防后即随军开拔。我考虑了一夜，想到妻儿在天津受难，想到随暂三军改编，最终还要被清查出来，想到出城以后奔绥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大局已经如此，跟国民党卖命，还有什么前途？暗里潜入暂三军，风险很大，倒不如在暂三军交出城防时，公开向共产党投诚，比较妥当，将来是死是活，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样下定最后决心时，心胸倒广阔了许多。现在想来，也可以说这是我一生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很重要的转折点吧！由于暂三军要开拔和我暗地下决心不走，时间十分紧迫，不允许作更多的考虑。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向共产党投诚的道路问题。联秘处研究科科长刘少山（广东人，原是解放军干部，1946年国民党侵占张家口时被俘，叛党后由张庆恩重用）和我在联秘处相处友善，他看我不准备去暂三军便向我试探，并说：“既然不准备走就不必走了，路还是有的。”我问刘：“有什么路可走？”他说：“可以研究嘛！”并约我一道去他家中谈。留饭后，刘少山直截了当的对我说：“你是知道我的来历的，我仍然是个共产党员，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你只要相信这一点，我可以向你指出你应该走的路。”我看刘的态度还诚恳，我向刘交了底，说：“我清楚，不久前把交给你管理的在押中共冀中区工作人员，你便利他们逃走了，我就怀疑你，因此张庆恩对你很不放心，指定我暗中对你监视，你知道吗？”刘说：“我感觉出来，但我估计你不会伤害我，因为你还不是那样死硬，是可以争取到人民方面来的。”然后他拿了一本毛泽东新著《论联合政府》要我仔细地看看，我接受了。我问刘：“你现在同共产党有无联系？”刘说：“有联系，还有任务，我是新的中共北京市委的成员。”我说：“我决心向共产党投诚，请你引路吧！现在解放军还未进城，你能替我联系么？”刘说：“可以。”当天刘便介绍我与中共冀中区派在北平工作的杨金山见了面。我们是在鼓楼北大街路北一家货栈内谈话的。杨是河北省人，30多岁，长得得瘦，他开口就对我说：“欢迎你的转变，也很不容易，你在天津主持天津处的情况我们清楚，我们在天津的贸易机构就有你们中统的人，但也受过一些破坏。北平方面，也有我们不少贸易机构，这个货栈的经理刘某某过去就是你们中统的人，你认识么？”我说：“过去没有联系，这次刘少山介绍才知道。”杨金山很热诚地说：“我们就接待你在这个货栈住下吧，等解放军进城再安排，放心吧，没有多大问题，将来我们还可以合作为人民搞点贸易嘛！”我向杨表达了诚心投诚之情，开始认罪知罪。杨说：“这就很好，能主动争取，就能得到出路。”杨走后，我就住在货栈的经理室内，刘少山为稳定我的心绪，曾向我透露杨金山也是中共北京市委的成员，过去是北平中共地下工作者，负责冀中贸易的，我才定下心来。货栈的刘经理也不避讳和我谈过他与中统的关系，提到他与中统河北省主任田崑生（河北人，已南逃）和中统北平处处长李郁才（热河人，已南逃）的一些交往，并且为他们做生意赚过一些钱，迷惑了他们的眼睛，未受到过怀疑。
1949年1月29日，刘少山伴同雷战三来看我，刘向我介绍雷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科长（我才了解公安部门已经先期活动），雷战三不到30岁，身体很棒，很和气，一脸笑容。雷做了自我介绍：“我是天津人，三条石的铁匠，是过去你们在天津要找的人，现在我来看你了，欢迎你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共产党以礼相待，希望很好合作。”我说：“过去的就很对不起了，现在我既然下决心投向人民，那就义无反顾。我今年36岁，安徽和县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简任级专员，蒋介石中央干校第一期学生，被派遣到华北剿总联秘处任军简级秘书兼指导科长，明是协助傅作义反共，暗是监督傅的行动。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我授了中校军阶，以为掩护，这是首先应当说明的。现在国民党已经在华北彻底地失败了，从形式上看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实质上是国民党政治上的彻底破产，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我还年轻，人生的旅程，可能还有一个较长的时期。我看共产党的军事胜利，是从政治上的胜利看的，因为军事上胜败，为兵家常事，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破产就不能挽回了。基于此我才决心向人民投诚。我知我跟随蒋介石16年，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罪恶，这就请你们处置吧！”雷科长听了我的诉说以后说：“我们首先欢迎你主动向人民靠拢的行动，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立功受奖，你是有这个条件的。由于你们的头头张庆恩破坏傅作义将军的起义，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你们的安排问题，但共产党是按具体情况分别对待的，对于真心实意愿意脱离反革命，转向人民并且确有具体表现的人，还是采取团结教育，给予出路政策的。对党的政策你要相信，只要坚信不疑，给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将功折罪，你是会有光明前途的。”雷科长临走时招呼货栈刘经理，多照顾我的生活。
1949年1月31日晨，刘少山兴致勃勃的来告诉我，说是人民解放军今天进入北平，举行入城式，约我去前门外看看，我随同他去了。好大的场面，以前门箭楼为举行入城式的检阅台。我们站在前门车站附近，刘少山指点着城楼上的解放军将领，我大都不认识，只记得四野司令员林彪站在前排中心。先是看到十分整齐的按纵队行进的步兵部队，是清一色的大盖步枪，每排至少配备有轻机枪2挺，冲锋枪8支，每连有重机枪4挺。指战员都头戴黄褐色的毛皮军帽，黄色棉军装，精神抖擞，军容极佳，是我此前所未看到的最好的中国陆军部队。接着便是炮兵部队，全是汽车牵引的各式野炮，缓缓前进。随后有迫击炮部队，多是炮兵随身携带炮架和炮筒。最壮观的还是装甲兵部队缴获的清一色的美式装甲车，以及载着战士的军用卡车。最后才是骑兵和后勤部队的胶轮大车。但是没有看到跟随部队的军属。看了两个多小时，从部队进入前门起，前门大街两侧，人山人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与行军的脚步声、机车声混成一片，台上台下掌声四起，互相呼应。接着人民群众庆祝胜利的秧歌队、腰鼓队、歌唱队，一队接着一队跟着锣鼓点边舞边唱，我记得最响亮的歌声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由于我神经脆弱，经不起这样大的冲击，但确实从内心佩服，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感到此生总算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至于个人的一切是不足论了。以后是死是活，那是未来的事，但可以肯定，共产党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其执行的政策是不会骗人的。
1949年2月1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兼市长是叶剑英，公安局长是谭政。是日上午雷科长来看我，问了我的家属情况，我说：“在天津，听说天津市公安局已向她查问我的下落，我因此而深感不安。”雷说：“天津方面不会难为她，我们通知天津给予照顾。”我问：“我在北京的时间长不长？”雷说：“需要一些时间，如果愿意家属来京，我们可以协助。”我说：“那就最好不过，非常感激了。因为我妻许守英带着四个孩子，困难很大，如果不是天津市公安局向她查问，我放心不下，早就从北京乘最后班机南逃了。”雷说：“可以接家属来北京，我们马上去办。”
雷科长走后，货栈刘经理告诉我，有一位伙计去天津办事，你把天津住址开下，下午就去接，写封信带去好了。次日中午妻儿被接来北京，在货栈相见，妻和孩子都哭了。大女儿班孝纯刚10岁，二女儿小毛刚5岁，两个男孩子大的仅2周岁，小的才几个月。两个女儿围着我喊着：“爸爸不要走！”我挽着孩子们说：“爸爸不是又和你们在一起了吗？不走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刘经理开了饭，孩子们吃得很香，妻一直呆望着我，一言不发，我了解她想的更多。下午刘少山来，告诉我冀中驻京贸易部主任杨金山晚间在家中设宴招待我和家属，我很感激，晚间随同刘带我妻儿到了杨家。这里离鼓楼北大街不远，杨和夫人都出来迎接，杨很诚挚地对我说：“欢迎你和你的夫人。”我很激动地说：“待罪之人，实在是不敢当。”杨说：“我们共产党和你们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昨天是敌人，只要放下武器，今天就是朋友，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了，这条路你是走对了，可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并对中共冀中区在天津与国民党交换民用物资受了损失，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杨大度地笑着说：“这是国民党北平行辕不守信用的问题，你们在天津承办，当然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当时我们共产党是从天津人民没有粮食吃而解放区人民缺少工业品着想的，谁知我们发了粮船去却未见工业品回来，受了损失，但国民党的信誉扫地了。我们不过失去了几船粮食，而你们却失去了整个的民心。今天天津、北平回到了人民手中，往后全中国都要为人民所得，而国民党将失去一切。”我说：“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主张两区交换民用物资开始就定名为惠民公司，本意可能是着眼于粮食与工业品的交换，满足两方面的需要，可是李宗仁把这件事交给了中统头子郭紫峻（时任中统局副局长兼华北办事处处长）承办，原来的性质就改变了。当时是通过杜衡（陕西米脂人，大叛徒，时任中统局指导处长，派驻华北主持情报策反活动）策划的。首先是企图利用惠民公司派遣特务打入冀中解放区刺探情报和策反，其次才是乘机发解放区的财。所以首批冀中船只按时到达天津卸下粮食准备装回交换的工业品时，中统代表则提出双方交换的物资必须由双方各自运到指定的交货地点为止，天津运往冀中的物资另由天津派人派船押运，不能由冀中来船运回。冀中代表抗议这种违约的无理做法，原船放空回冀中了，后来为此去北平行辕交涉，由于中统破坏，无结果而终。但中统的阴谋也未能得逞。”杨金山主任点点头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然后问我货栈能不能住下，我说：“暂时可以。”杨说：“我们正在给你安排适合的住房，稍等一两天就可以搬。”
就在我们离开了杨家的次日，雷科长来告诉我，安排到西直门大街前牛角胡同4号居住。我去看了，据说是国民党某要员王某的住宅，人跑了，家具齐全。我住西屋两间，刘少山住东屋两间，便这样住下来，并送大女儿班孝纯入西直门小学继续上学。
1949年2月4日，雷科长来通知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要亲自接见我，我非常高兴。当晚去北京弓弦胡同（原是军统在北京的一个办公处所），见到了谭政局长。谭首先问我：“张庆恩为什么要走，可以不必走嘛。”我说：“张庆恩是山西徐沟人，中统老特务。三十年代便被中统派到绥远任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专为蒋介石拉拢傅作义，傅也通过张打通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后为傅在绥远扩编部队，补充军火装备，出了力，逐渐为傅所信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各省省主席兼任各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傅保荐张庆恩升任省党部书记长，并兼任绥远省党政军特联席会报（这是蒋介石在各省所设的反共决策机构，省主席兼会报主席）秘书处处长，傅将全部反共活动交由张负责。1946年国民党侵占张家口，傅到张垣，又保张庆恩任察哈尔省党部书记长兼察省会报秘书处长。1948年春傅到北平，派张任华北剿总军法处中将处长，兼任华北四省两市联席会报秘书处长。成为傅的心腹和得力助手。傅作义向华北四省（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省主席和两市（北平、天津）市长所发的反共密令都是通过张庆恩交由我手发出的。在这次傅总司令起义中，张庆恩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极力阻挠破坏，但由于傅的态度坚决，张的图谋完全失败，就不得不离开。即使傅起义后，对张的去留，还表示两可之间，但张最后还是飞往绥远了，张认为绥远还有可为蒋介石出力之处。基予上述情况张庆恩去了绥远。”
我谈完以后，谭局长对我在张庆恩走后还有机会南飞的情况下主动在北京投诚，表示欢迎，并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明确的，对于过去蒋介石集团的人，只要弃暗投明向人民靠拢，与蒋介石决裂并在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就一定获得光明的前途并给以生活出路。”谭局长又接着问我：“张庆恩走后，对联秘处人员是怎样安排的？”我说：“从主任秘书以下包括秘书薛佩印、总务科长张士洪等20余人，均安排到暂三军军长安春山部随军出城，能改编就混入解放军，不能就分别去绥远。临走时姬振魁还四处找我和另一科长刘少山，我们没有去，还有少数科员也没有去。”谭局长又问：“中统华北处情况如何？”我答：“中统华北处处长是由张庆恩兼任的，我也兼任华北处专员，副处长姜文锦、秘书王仁溥、组长孟宪海以及电台台长等均已乘飞机南逃。张庆恩在和平协定签订后，留有总务组长史浚、专员王凤歧、组员李士伟等成立一个移交小组，由史浚负责，将华北处所存28部电台（由东北、华北各地搬逃回京时交存的），长枪若干支以及该处财产造册向华北剿总移交，收条在史浚手中。另有一批美式卡宾枪和短枪，均由张庆恩带往绥远了。张临走前将该处未逃的特务一律资遣，张走时留下银元数千元交史浚掌握，作为特务眷属困难救济费。关于中统北平处方面，处长李郁才，副处长白乐华均已南逃。该处下属情况，史浚了解。”谭局长指示：“这些情况很重要，现在北京军管会即将办理国民党党、政、军、特全面登记；关于中统方面，我们决定由你协助办理登记，由公安局雷战三科长负责领导，并在这里给你拨一办公室，从明天起就开始工作。在办理登记时，情况复杂，要注意敌特破坏，自身安全。”我向谭局长表示了决心，以实际行动，争取宽大。谈话结束以后，雷科长对具体登记工作，做了指示，并同意我的意见从中统华北处开始。
1949年2月5日上午8时，我先到弓弦胡同公安登记处报到，与雷联系后，亲自去西四灯市口找到了中统华北处总务组组员李士伟，了解史浚和王凤歧的住址，在虎坊桥史家找到了史浚。史见到我开始很惊慌，不愿将实情告诉我，我对史说：“你抗日期间在北京坐了日本人的八年牢，九死一生，熬到胜利，才恢复自由，实在是够惨的了。现在北京解放了，还等着坐共产党的监牢吗？张庆恩一跑了事，把担子放在你的身上这公平吗？”史听后默默地流了眼泪，慢吞吞地说：“坐了日本八年牢，老婆孩子等于乞讨了八年，这次老伴死活不肯再逃亡，即使再坐共产党的牢，死在一块算了。”我说：“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党，还有宽大政策，也不一定会要我们死，求生的路还是有的，只看我们怎样个走法。”史的老伴说：“太危险了，你怎么还不走？我们实在是牵挂太多，走不起，你还是应当走的。”我说：“都一样有困难，既然不走，不能等着死，要找个出路，我来看你们就是为的这件事。”史说：“有什么办法能够保住命，我听你的。”我说：“只有一条大路，向共产党投诚。”史说：“那不是背叛党国了么？”我说：“不是，是弃暗投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走自己应该要走的路。看有没有这个决心。”史说：“你能走这条路，我跟着你走。”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投诚的经过。史浚详细地告诉我关于张庆恩走前的布置经过，我问：“向总部移交的册子和收据在不在？”史说都在。我说：“一切都带着，我引你去公安二处登记。”史着急地说：“还有一支自卫手枪怎么办？”我说：“还要枪干什么，交出去。”我们到了弓弦胡同公安办公处，介绍史浚见了雷科长，并将史的手枪交给了雷，并取得收据。然后将中统华北处的移交清册以及剿总接收中统28部电台和枪支的收据都交给了雷科长。雷看后表示满意，认为投诚是有诚意的，并要我们尽快将中统未走的特务分批带到办公处登记。我对雷科长说：“清册中的财产，只是限于华北处，但散在北京各处的中统房产还有很多移交册上未列，需要清查。”雷说：“你们补一份房产册来，由公安局去查封，已经移交剿总的电台和枪支，由我们去收回。”雷科长留了史浚在办公处吃了饭，因为这里开始登记起，便对协助办理登记的人招待中、晚两顿饭，菜很好，只是花椒放得多些，大约是从太行山来的炊事员吧。
次日我到灯市口去见李士伟，告诉李关于史浚交枪投诚的经过。李士伟问我，他将怎么办？我说：“应该去登记，你与中统关系不深，是日本投降后才参加特工组织的，而且在中统华北处是做事务工作的，地位不高，共产党是不会深究的。”接着我要李将中统在北京所有公私房产、财产、商店、工厂等开列一清单，交公安局接管，争取为人民立功。李这时还有顾虑，我说：“你是北京人，既然不走，就必须走这条路，否则没有别的出路，我是中统局专员，天津处的头头，联秘处的秘书，比你身份重，已经走这条路，你还犹疑什么？我知道你与华北处秘书王仁溥的关系厚，你也知道我与王是盟兄弟关系，我对你说的不会使你吃亏。”李才表示一定跟我走，愿意开出清单，我们当天上午在李家分门别类开出中统华北处、河北区、北平处以及几处负责头目的财产房屋30余处。下午带领李士伟在弓弦胡同办了登记并将财产清单交给了雷科长。公安局根据清单，以后都一一接收了。当日下午我又亲去前门外找到了中统华北处办理移交人之一的王凤歧，王是长辛店人，铁路员工，是长辛店机车厂有名的工贼，中统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在北平被日本宪兵追捕，逃往重庆，经交通部调查室主任季源溥（解放前任中统局局长）收容并秘密派回北平搞中统地下工作。我1944年在西安任中统局华北办事处秘书时，王经西安往返沦陷区时均与我联系，以后在重庆中统局也有交往，日本投降后他由中统局派任华北处专员。王见到我很惊诧，问我为什么不走。我说，家累太重了，我又问王为什么不走，他牢骚满腹并说：“抗战八年为中统出生入死，在日本宪兵的鼻子下收集日伪情报，几乎丧命，从北平逃了又派回，回来又逃走，当年的艰难困苦，说有什么用。原指望日本投降后，讨个一官半职，谁知给了一个坐冷板凳的专员，无事可做。国民党在华北完蛋了，我还凑什么热闹跟着跑，即使跑到南方，中统局还能给我什么？”我说：“你我多年同事，我是了解你的，你不走是对的，既然不走留在北京这样硬挺着也不是办法，应当找一条出路。”王说：“等着共产党来抓吧！”我说：“你酒又喝多了吧，这样不对，要找一条可走的路！”我告诉了他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投诚以及史浚、李士伟已经去登记的情况，并希望他也去登记，王不愿意，我便托王的一位女友（京剧演员）劝王，王才和我一道去弓弦胡同办了登记。 以后我就在公安办公处上班，负责协助办理中统人员登记，并发动史浚、王凤歧和李士伟等分别去找有关的人，前来登记。计剿总联秘处有科员蒋清棻、王捷三、马骏和办事员丁静贞等10多人，中统北平处一位科长和电台台长余拯民，还有分区主任等10多人以及中统华北处被遣散的员工10多人都来办理登记。后来发现中统局专门委员胡仁奎尚留在北京未走，胡是山西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部主任委员，与共产党在边区有过合作关系，他也以此显示自己了解共产党。1944年我在重庆中统局时，因胡与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是山西同乡，常有交往，因而相识。1948年胡以中统局专门委员身份常驻北京，以调查华北解放区经济为名与各方联系，也常向我了解华北剿总的一些情况。这时，我到新开路东总布胡同10号找到了胡，与胡交谈后，才了解胡与共产党早有关系，胡明确地告诉我，他受彭真领导。我回到办公处向雷科长汇报了这一情况，雷后来告诉我：“胡是我们的人，他不用登记了。”（解放后胡仁奎在天津任外贸部主任。）在我协助办理登记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应当记述：就是1949年2月中旬，一天晚上我在西直门家中突然接到郭忏（国民党国防部独立纵队司令，是一个土匪部队的头头，驻在沧县、静海一带，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受华北剿总管辖，在天津常与我联系，是张庆恩的运用关系）在北京市内打来的电话，说是张庆恩派他来接我去绥远的。我在电话中回答说：“太晚了，不能走了。你住在哪里？”郭把电话筒放了。我考虑，张庆恩知道我留在北京，对中统极为不利，此时派郭忏来，很可能来暗杀我。我当夜便向公安局雷科长汇报了这一情况。雷在电话中指示我提高警惕，并问了郭的历史和在北京可能落脚处以及天津的住址。雷说：“即采取措施，并通知西直门公安部门，布置侦查，加强保卫。”
1949年2月23日在办公处晚餐后，雷科长召集我和刘少山还有军统留在北京的特务头目陈旭东（负责协助办理军统特务登记）等10余人开会，雷科长首先肯定这一阶段协助政府办理中统、军统人员登记，成绩显著，已成为党的团结教育、培养改造的对象，都有光明的前途。雷科长接着说：但由于你们都曾经与国民党有深厚历史关系，必须通过一定时期的教育改造，才能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关于各位在北京的眷属，我们负责照顾，你们要安心学习，上级决定现在就让你们进入北平清河训练大队受训，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不要有其他想法，现在就送你们去。我感到突然，要求先回家安顿一下，并取带随身用品，雷科长同意并派车送我们。我和刘少山同车，车上已有解放军战士押送，我感到凶多吉少。回到家见到妻告诉她，我要去学习，时间不很长，家中生活有政府照顾，要安心带好子女，长乐（长女小名）要好好上学。孩子都睡了，我分别吻了他们，妻在惊慌中流了泪，把我送出门。到达的不是别处，是原来国民党设在炮局子胡同的陆军监狱。我与刘少山相对无言，刘还勉强地安慰我并说：“学习是必然的过程，也是求得党了解的过程，党已经确定我们是团结教育对象，要坚信这一点，不必有其他不必要的想法。”我睡下后，想得很多，但首先感到这里过去是监狱，但现在的安排不是监狱待遇，各号房门夜间均不落锁，可以随时出入到室外附近厕所去，并无看守人员，凡未带日用品的都发了，铺盖薄的还加发了被子，使人首先感到的是温暖。对比过去我们对被捕的共产党人那种非人道的待遇，我不得不低下头来开始产生知罪的念头。次晨一早管理人员就分别来了解生活情况，并分发了学习的文件和报纸，并通知清河训练大队杨大队长在早餐后召集大家讲话。开始来这里的人并不多，只有数十人，都是中统、军统特务骨干，我和军统北平负责人陈旭东算是级别较高的，还有军统留在北京的高干龚盛甫和梁诒亭等。杨大队长开始就说：“从今天起北平清河训练大队已经成立，你们都是大队的学员。党对你们的政策是：团结教育、培养改造。大队是教育单位而不是惩罚机关，只要接受教育，继续为人民立功，都有光明的前途。”他并且一再告诉大家安心，解除顾虑，并且要大家各自写信给家属安心，家属可以来这里看看并收送来的东西，有特殊需要时还可让你们回家去聚会。大家听了大队长讲话以后，都活跃起来，回室后纷纷向家属写信，我给妻也发出一信，告诉受到十分宽大的待遇。记得当天中午吃的是大葱猪肉包子，少数回族人还吃了牛肉包子。管理人员很亲切地说：“我们党和政府是严格执行宗教政策的，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他们的伙食另设清真灶。”我们从初次生活中感觉到：共产党对放下武器的敌人，是讲人道主义的。过去蒋介石常向我们说：你们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就死无葬身之地！面对此情此景，我开始发生了动摇。下午编队，中队、分队的队长都是解放军的中年干部，态度很和气，服装还是一套半旧的军服，没有胜利者那种骄横的姿态，说话都是和颜悦色的，先教我们唱革命歌曲，第一首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开始都不会唱，也有不愿唱的，但分队长并不严格要求，还是一句一句耐心地教，直到大家都会唱为止。
除规定室内学习和讨论以外，还安排在操场自由活动，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带着我们跳秧歌舞，干部们先示范教我们跳，直到大家都会跳，大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
笑声此起彼伏，笑成一团，感到学习生活是幸福的，是很有意义的。我的学习小组有8个学员，大多是军统的人，由于龚盛甫和梁诒亭年岁较高，大约超过60了，干部一再叮嘱我，对年岁大的要细心照顾，多让他们休息，身体不适的要及时汇报，派来医生诊治。这里的一日三餐，都是白馒头；中晚餐的菜，不是白菜炖肉，就是萝卜炖肉，有时还发水果。我妻第三天来看我，因为人多她等不及先回去了。据管理人员对我说：“你爱人背着一个小儿子，大女儿提着一个小包来看你，我们劝她等一等，她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吃饭，改一天再来。”干部把送来的小包交给我，是用妻的头巾包着的，里面有食品和香烟，还有几块银元，没有信。我睹物思人，感到实在对不起她和孩子，但想到就是为了不抛弃她们而决心投向人民，这一点起码还不是灭绝人性、死硬到底的人，总还可以得到家属的谅解吧。
我在北京清河训练大队为期甚短，大约在1949年2月28日上午，杨大队长找我谈话，首先肯定我在北京投诚以后，确有立功表现，本来可以在大队学习，但由于我过去的重点工作地区在天津，天津方面很需要我去，有许多问题要向我了解。杨大队长很恳切的对我说：“像在北京一样，要继续在天津立功，你随天津的来人去，我们将你在北京的表现，通知天津，你会得到很好的待遇。”我给妻写了一封信。大队长说：“家属我们照顾，可以放心。”
当天上午我随天津派来的一位干部乘火车回到了天津，由该市军管会公安处科长吴联云接见。吴说：“你回来很好，你在北京的情况我们了解，表现很好嘛！”吴安排我到天津一区沈阳道原中统天津处住下，由公安处干部张灯安排在楼下会客室，这里就是我过去接待宾客的地方（此楼是华北大汉奸王揖唐的天津公馆，日本投降后我们到天津没收了这座楼，王以后在北京被国民党以汉奸罪公开处决了，据说王在受审时一直都一言不发，死无供词）。
喜获再生
我在楼下会客室住下以后，环顾四壁，大有昔时座上客，今日也成阶下囚之感。一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考虑日本投降后在天津三年，作恶太多，现在是归案了，不会有好的下场。但又想到我是主动在北京投诚的，共产党的政策，对我不会全部落空吧！原来中统天津处还有少数工人被留用，他们避着管理人员来看我，并偷偷地送来一些食品和香烟，我认为这是一种冒险而且是违法的行为，阻止他们不要这样对我。他们说：“不要怕，共产党对于放下武器的人，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并且向我透露，许文华（解放前是天津处处长、跟车警卫员）就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我大吃一惊，许跟我多年，我在天津的行为他最了解，我什么还能隐瞒得了呢？但许文华未来看我。由于留用人员和我私下接触，使我产生了顾虑，我将这一情况向干部张灯做了汇报，张笑着说：“人总是有点旧感情的，过去你对部下还不坏，他们现在看看你，没有什么要紧，不必顾虑。”我要求不要这样，张答应了（张于1950年代后期已升任天津市公安局某处处长，他的爱人慕真也是公安干部，我在天津所写的材料和汇编的中统史料，都是经她负责领导的）。我开始一人住在会客室，也无看守人员，门也不锁。后来增加一人，据他自己介绍是日本投降后天津第一任市长张廷锷的侄子张树德。这一人名，我似曾相识，回忆在过去中统情报中报过张树德其人，张的岳父姜竹园老先生，曾是冀东革命老前辈，著名的共产党人，张树德本人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有关系，因为没有证据又是市长的侄子，所以没有敢动他。我问张为什么也进来了，他说：“可能与前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叛徒，军统特务）被捕有关，齐是我运用的关系，齐被捕了，组织上要我到这里来，听候调查。”我就没有再问他了。我看公安处对张很优待，张有鸦片烟嗜好，还准许张家送点干烟泡，逐步减量，后来戒了。大约一两个月便恢复自由，分配到天津民革市委任委员。
1949年4月，我被移送到另一监所（原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是日本式建筑）。市局吴科长把我和李俊才（原天津稽查处处长兼军统天津站站长）、王清溪（原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长）、舒季衡（军统天津独立台台长）等编为一个小组，定名为改造小组，李俊才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吴科长指出：顾名思义，就是政府对你们的政策是实行思想改造，改造成为新人，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除有党的政策，还要靠你们自己能否接受改造，把反动立场真正转变过来。吴科长规定小组的生活是：第一是学习，学毛泽东主席著作，学时事政治；第二是彻底交代个人历史和罪行；第三是订立计划，按中统、军统两部分，分别提出具体清理两个特务组织的计划和实施方案。第四是认清形势，去掉幻想，现在国共和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一旦决裂，便渡江解放江南，进而解放全中国。从这时起我们才开始正式学习，上午读报后，学习毛泽东主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献。下午我拟订清理天津中统组织计划。正在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第二野战军和以陈毅、粟裕、谭震林为首的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21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于4月23日一举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一伟大的胜利，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原来仍寄希望于和谈成功，划江而治，等待交换俘虏的幻想，被彻底的粉碎了。只有接受改造与国民党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求得人民宽大这条唯一的道路可走了。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也促进我们争取表现，就在这年5月，我完成了清理天津中统特务组织的计划和实施方案。在这一计划中，首先概述了在日本投降后中统在天津成立华北天津区（1947年改为天津处）的经过，它在天津的社会基础是北洋军阀的余孽、买办、日伪汉奸以及天津地方恶势力的汇集，被中统纠集的北洋军阀余孽就有靳云鹏（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段宏业（北洋执政段祺瑞的长子）、冯某某（北洋总统冯国璋之子）、边守靖（北洋总统曹锟在天津的代理人，时任天津恒源纱厂经理）、吴颂平（英商汇丰银行总买办吴调卿之子）、路五福（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在天津财团的总经理）、刘玉春（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师长，北伐战争时守武昌，城破逃津）、齐协民（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禁烟局长），这些人在日伪时期虽未公开投降日寇，但都与日伪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投降后为蒋介石所器重，都被中统聘为天津区的设计委员。他们在中统具体特务活动中，虽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但在掩护和支持中统上，在天津上层具有很大的能量。这批设计委员，还包括有南桂馨（山西军阀阎锡山统治天津时的天津市长），这些人是由中统华北总督察李实斋经常去联系的。天津的行政基层组织是10个区下属101个保，其中90%以上的保长，是日伪时期的保长。由于平日作恶太多，日本投降后天津人民纷纷向法院检举控告，中统乘机出面对日伪时期天津的保长一律以中统地工名义，开具证明，在法院销案，维持保长原职，并全部被吸收为中统特约通讯员。
中统华北天津区，受南京中统局直接领导，并受中统局华北办事处的督导。区长为甘舍棠（安徽桐城人，中统局专员兼，1947年调任中统沈阳处处长，解放前逃香港）、副区长有我和许汝骧（河北安国人，日伪时中统地工，南逃）。1947年中统天津处处长为蒋海溶（福建人、南逃）。1948年处长为郭乾辉（广东人，南逃），副处长未动，到1948年郭乾辉任内，副处长为万大镛（浙江吴兴人，南逃），班志洲、许汝骧均调离。区本部设组训、情报、行动、总务4个组，直属的分区在市内有5个，市外有天津县和塘沽2个分区，3年中在天津吸收中统特务达5000人之多。在社会各个角落搜集共产党情报，因而被中统所破坏的案件达数百起之多，其中包括中共冀中区在天津的党组织、贸易机构，解放区采买人员所运的枪支弹药、西药化工、电讯材料，很大一部分在出入天津时被逮捕、查封、没收，人员被强迫自首，而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则被移送天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刑或被杀害。中统在天津的特务组织，则设有工运、学运、商运、妇运4个组，其中以工运组规模最大，天津市共有职工会50余个，其中近40个工会的头目被吸收为中统特务。天津的“七联”工会，除邮务工会拒绝参加中统外，其余6个工会的头目如电汽车工会回云浦，自来水工会李某某，猪鬃工会步少棠，机械业工会王东亮，电力业工会王振邦，笔业工会名不详，都是中统特务。其次天津纺织业工会，包括中纺在天津的7个厂，除二厂、六厂工会属于天津大工贼苑宝璜派系，与中统无关系之外，其余一厂、三厂、四厂、七厂工会均由中统掌握，由大工贼特务苏砚田、李书田、苏福善等负责领导。中统天津工运组长为汤衡如（安徽歙县人，日伪时期的江苏武进县县长）。每周组、会按时举行会议，布置侦查任务，收取情报，40个工会的特务头目均参加，每人均发中统枪照，配有手枪，镇压各厂工人运动，随时密报进步工人，由中统逮捕。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天津垂死挣扎疯狂进行大逮捕，其中各工厂的黑名单，大部分由中统提供。中统天津商运组由涂益杰（原名涂廷杰，日伪天津社会局科长，为日寇管制天津粮食，为天津著名汉奸，解放前逃四川，后在四川云阳县原籍被捕镇压）、副组长赵遂初（山西人，天津颜料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前利用天津山西帮势力，当选天津“国大”代表，未被国民党承认，因而在南京“国大”会场前抬着棺材抗议，一时各大报以“棺材国大代表”称之），这个商运组的组织和活动多集中在天津颜料业、南北杂货业中。学运组组长为李宗岳（河北永年人，已逃），在南开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以及各中学均建有中统学运小组，吸收特务学生200余人。妇运组组长为李素真（仍留天津未逃），过去在天津妇女界中发展特务较少。
根据以上概略情况，我在实施方案中提出：首先需要清查解放前中统天津处处长郭乾辉率部撤离前所布置的潜伏组织。据我所知，郭曾经通过商运组长涂益杰、工运组长汤衡如布置过潜伏，虽然涂、汤在逃，但继任处长张伯鲁（河北吴桥人，中统老特务，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华北党政总队大队长，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部书记长，1948年春调任天津处书记，解放前夕接任处长）并未逃走，要缉拿归案，追出潜伏组织。后来了解张伯鲁已捕获，中统在天津各工厂所布置的潜伏组织相继破坏，主犯苏砚田、回云浦等被捕镇压。中统天津处除郭乾辉率部分特务逃走外，组训组长王祖澄（河北景县人，北大毕业，隐匿在天津某中学任教员）、情报组长刘文德（天津人，中统华北特训班一期毕业）仍在天津，两人都是天津处开始建立时就参加工作，对该处基层组织和吸收的特务，以及中统在津所破坏的案件，都负责处理有年（后来两人均被捕归案）。该处所属7个分区，其中一分区主任王伯伦（浙江宁波人，天津帮会头子王金标之子）、二分区主任魏鸣先（河北人，中统华北特训班一期毕业），均未逃走（以后均在津被捕归案）；三分区主任黄玉清（河北人）、四分区主任李楚涛（河北永年人）、五分区主任王毓彤（河北大城人）、天津县分区主任王意安（天津人）、塘沽分区主任陈文甫（湖南长沙人，已经潜逃），李楚涛后在永年县捕获解回天津。部分分区助理并未逃走，如一分区助理段舆望（安徽合肥人，段祺瑞长孙）、五分区助理焦实如（天津人，家住中纺五厂附近）、四分区助理陶圣芬（天津人，家住南市附近）、塘沽分区助理刘某某（塘沽人），以后均被捕归案。
天津处特务档案卡片，均由郭乾辉撤逃时带走，对清理特务关系，产生一定困难。但这些人事卡片，过去一直由组训组干事李素真（女，辅仁大学毕业，天津人，未逃）负责制作和管理。另一方面，在天津处所发展的5000名特务中，其中近千人，曾由我介绍参加国民党，这些特务的入党申请书，均存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党员档案中。该部档案已由该部主任秘书张选元（山西忻县人，中统老特务，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的亲信）呈交天津市军管会接收（以后张在天津被捕，最后在太原关押），从中可以清出一部分特务。工运组组长汤衡如虽在逃，但汤与中统关系不深，不会远逃，当时在江苏常州其妻家隐匿（后在常州捕获解回天津）。该组主要成员苏砚田（天津人，中纺大工贼）、李书田（天津人，中纺大工贼，家住天津八里台）、步少棠（天津人，猪鬃业大工贼）等均在津，他们都了解总工会中统特务组织的具体情况（以后均被捕归案）。
商运组方面，组长涂益杰虽逃四川，但他与中统无历史关系，不会远逃（四川解放后在原籍云阴被捕，因抗拒交代，就地镇压），但该组副组长赵遂初仍在天津，了解该组大部分情况。学运组组长李宗岳在逃，然该组副组长黄长龄（山东人，任天津市教育局督学）未逃，黄了解中统学运组和吸收各校特务学生情况（黄后在津被捕）。妇运组长李素真在津未逃（李以后在津被捕）。我认为根据以上线索，可以清查出大部分中统在津特务组织关系。
这份计划和方案呈交吴科长看后，吴表示有用，但有不足之处，我又做了较详的补充，受到了鼓励。我将中统天津特务组织作了交代以后，接着便交代个人的历史罪行。我在中统16年的罪恶历史中，虽然没有直接的血债，但有严重的罪行，所以在交代中产生深刻的痛苦和忏悔，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我仍然坦白交代了许多重大罪行。但对其中一个最严重的罪行，即1947年在天津参与蒋介石通过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山西原平市人，逃台任“立法委员”，1986年病死于台北）在东北策划进行的重大策反案，我在天津曾参与这一案件的两次活动，只了解部分情况，不了解全案的过程和结果，因而下不了决心，认为案情重大，又交不出全貌，不敢坦白，经过反复思考，心里想既然投向人民，那就必须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不把这一罪行交出，那就始终是脚踏两条船，摇摆不定，最后必将毁灭自己。正在犹疑不决，内心十分痛苦时，监所所长李堪向我宣传了党的政策：“只要彻底坦白，任何重大罪行，都不予追究，但必须实事求是，有多少，交多少，不扩大，不缩小，如实反映。”我听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与教育，第二天便将这一重大罪行写出坦白交代材料，亲自送交李所长。交代以后的心情虽然轻松了，但仍波动多时。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一天早晨，我与李俊才从室外活动回来，发现有一封很厚的信，感到很奇怪，看后原来是对面单身关押的一个军统女特务（外围分子）写的呼救的信。说的是监所的一位管理员，夜间闯进她的室内，先是调戏，企图强奸，被拼命拒绝了，处境险恶，要求救援。我们开始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又不了解情况，李俊才就把这封信直接送给李所长了，当天便没有看见这位管理员，听说受到了严肃的处理，而这个女特务由于坦白彻底，认罪态度好，不久就受到宽大处理并释放了。这件事对我们的教育很深，认识到共产党对自己干部问题处理的严肃性。
1949年秋，我们被移到另一监所，当时所长宣布：这里是改造大队，我与李俊才仍在一组，同组的有杜建时、梁子青、李汉元、齐协民、吕一民、贾金南等。这一期间，主要是学习和互相帮助交代罪行，在当时认为杜建时认罪态度较好，学习也颇认真。
杜建时，天津杨村人，军人出身，早年在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被蒋介石送往美国学军事。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国民党军事研究院任教官，由于英语流利，常在蒋介石接待美国高级将领时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任北宁铁路护路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天津市副市长，1947年升任市长。天津解放后，主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办理移交，保存了天津的档案。以后集中北京改造，约1960年特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梁子青，河北清苑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1928年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常委，因得罪蒋介石，多年未受重用。日本投降后由陈果夫力荐派任天津市府秘书长，天津解放后与杜建时一道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因个性倔强，交代罪行时常有抗拒态度，但交代问题尚积极，1956年集中西安战犯管理所改造，1975年初因病死于西安。
李汉元，湖北人，原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军统，由蒋介石派往印度，与英军合作。抗战胜利后派任天津市警察局长，天津解放战争时，人民解放军攻入警察局，李被俘。他交代罪行态度比较认真，1956年集中西安战犯管理所改造，1975年在西安特赦，后赴沈阳与女儿同住。
齐协民，河北琢县人，早年在国民党中与汪精卫关系较深，以后依附北洋军阀政府。抗日战争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用，专事运销察哈尔、热河两省烟土在京津推销，获利甚巨，结束时宋哲元分给他一笔巨款，从此在天津当了寓公。抗战胜利后由李实斋介绍参加中统，任中统设计委员兼天津中华日报社社长。齐交代罪行欠积极，后判刑移天津市监狱服刑。
吕一民，河北宝坻人，军统老特务，1930年代初被军统派到天津，为参与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主凶之一。当时，吉被刺未死被捕移到北平，后为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所杀害。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唐山市警察局局长。吕对交代吉鸿昌被刺一案，多方逃避，态度狡猾，极不认罪，后在天津镇压。
贾金南，江苏泰州人，随戴笠近20年，为其随从副官。1946年戴笠在南京坠机身死，是由他在戴山寻见戴的遗尸，运回南京安葬。1947年任平津铁路局警务段段长。贾交代罪行较积极，揭发戴笠罪行材料甚多，但由于习性很坏，在交代罪行中写了不少假材料，因而判刑移天津市监狱服刑。
1950年由于监所翻盖新楼，我们小组拆开了，杜建时、梁子青、李汉元被分到别组，我与李俊才仍在一组，改为工作小组，仍由我与李负责，增加王清溪、舒季衡、曹强。曹乃山东人，曾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1947年调山东，济南解放时被俘，1950年解回天津，在小组交代罪行中态度极其狡猾，被指出在天津杀害共产党人的案件仍拒不交代，不久便被移出，后在天津镇压。
在1950年至1954年这一期间，我们小组主要是整理中统、军统材料，我负责汇编中统概况资料，计100多万字，分为2卷，装订成册。这里要叙述的是1951年春天津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所受的教育最为深刻。运动开始前，报纸停发了，接着便在院外的高音广播中，听到广大人民群众控诉反革命罪行的声浪，汹涌澎湃，势如狂潮，真是使我们惊心动魄，坐卧不安，情况十分严重，大有随时被拉出去镇压的可能。等到运动刚一结束的当天下午，所长带几位干部走进室内，开门见山地说：“不用怕，天津人民宽大了你们，党和政府把你们留下来了，只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彻底改造，都有光明的前途！”其中有一位姓张的公安干部，指着自己的嘴对我说：“我的门牙便是解放前被你们中统特务打掉的，我们共产党人，以德报怨，你要好好改造才是。”我一抬头看见这位干部，确有印象，我低下头来，深深地表示了悔罪，流下了感激的泪水，我激动地说：“衷心感激党和政府的大恩大德，宽大再造的恩情，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干部们走后，我细细回想起1947年春，中统在天津河北地区确实破坏过一起运输电讯材料的案件，并逮捕了张。在审讯中，张始终不承认是他运输的，坚决否认与共产党的关系，被打得满嘴都是血，门牙当场被打落，我是亲眼见到的，回想当时情景，真是罪恶深重，不寒而栗。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张被关押了几个月便释放了。
镇反当天报纸没有看到，事后才知道这天共在天津镇压反革命分子100多人，其中有中统特务张伯鲁（中统天津处长）、朱玉田（中统天津处行动组长，有说在此之前被镇压的）、王连珂（中统局专员）、回云浦（中统潜伏特务）、苏砚田（中统潜伏特务）等。军统特务有齐庆斌（天津警察局副局长）、张培英（天津警察分局长）、曹强（稽查处副处长）、吕一民（唐山市警察局长）等。在1952年天津“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协助整理揭发材料，并帮助被捕的天津同孚行总经理陈某某交代了问题，不久便释放了陈。
1953年春，中统在押犯吴黄龙（韩国人）不承认与中统的关系，要否认中统天津专员的特务身份。天津公安局审讯员郝某向我了解吴的情况，我说，吴是中统天津处专员，我可指证，并将吴黄龙的历史情况加以供述：吴在日伪时期，依靠日本人在平津开办了10多处工厂，日本投降后利用韩国国民党的上层关系，与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勾结，将这个财团在平津的工厂由中统接收，以建新公司名义作为双方合作企业，仍由吴黄龙任总经理，中统局总务科长王汇百为副总经理，叶秀峰为董事长。实际上吴与中统勾结，没有得到好处，各处工厂大部未复工，所存原材料大部分被中统变卖侵吞。吴不满意，叶秀峰为了安抚，发表吴为中统天津处专员，吴为此尚在天津家中设宴招待中统天津处特务，大事庆贺一番，当时吃的什么酒菜，我大都记得。郝审讯员说：“明天开庭审问吴黄龙，你能不能出庭质证。”我说：“可以。”第二天在法庭上，吴黄龙还想抵赖，郝审讯员传我出庭作证，吴一看到我便惊慌失色，低下头来。我说吴黄龙与中统勾结，以原有企业与中统合作成立建新公司任总经理，并接受中统局派为天津处专员，是我在天津处负责期间的外籍属员，这是不容抵赖的事实。经我出庭作证后，最后吴还想以没有接受中统专员来推脱，我指出：那么吴专员那次到天津处谢委，并在你自己家中设宴招待中统天津处全体人员接受祝贺，你还特意让你夫人亲自做了韩国一盆有名的清炖牛肉汤端到我的面前，这难道就忘怀了吗？吴听后默不作声，稍时长叹一声，看看我，低下头说：我交代，我是中统天津处专员，但我与中统局合作任建新公司总经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落了这个下场，求人民政府宽大。至此郝审讯员要我和吴黄龙分别在证词和供词上签字加盖指印。吴以后判刑不重。
1953年，我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者及其附庸不得不在朝鲜板门店低下头来，签署停战协定，我们欢欣鼓舞，深感我们的祖国是真正的强大起来了。同一时期，我又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在双方交换俘虏中，台湾国民党当局秘密派遣大叛徒、特务陈建中（陕西富平人，曾任中统局指导处处长，中统设在西安的华北办事处处长，我任秘书，与陈勾结多年，私交甚厚，陈后为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国民党中央第六组组长）带领一大批特务前往韩国，胁骗我国志愿军被俘士兵近两万人，解往台湾。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气愤，考虑到陈建中过去在西安和我共过机密，他在1949年春西安解放前逃离时，很可能布置潜伏组织，我检举了在西安的宋文梅。宋乃陕西富平人，与陈是同乡亲戚关系，黄埔学生，1936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警卫营营长。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将军部下孙铭九在临潼逮捕解到西安时，由张将蒋介石交由杨虎城将军，将蒋关在西安新城大楼内，杨派遣宋文梅看管。蒋拒不饮食也拒见张、杨，弄得很僵。后来由宋文梅以黄埔学生名义，向蒋送衣送食，蒋才开始用膳，蒋问了宋文梅的名字并且记下。西安事变解决，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关押，东北军、西北军被分别瓦解调离，杨虎城将军初被迫出国，后被关押杀害。宋文梅失去依靠，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宋潜往武汉投靠蒋介石。蒋念宋在西安事变危难中对他的表现，留有印象，遂派宋回西安交由胡宗南以团级军官任用。但宋是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与西北军中的进步人士多有联系，后被军统特务向胡宗南密报，胡在布置捕宋时，宋闻风逃走，从此四处漂泊不敢回陕。1943年秋，我回重庆中统总局任总干事时，在陈建中家中由陈介绍与宋文梅相识，常在一起吃喝打牌。就在这时陈建中介绍宋文梅与中统局长徐恩曾发生关系，参加中统。1944年被派为中统局专员，遣回西安受中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陈建中的单线领导，被指定专门搜集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与共产党的情报。搜集的重点是：杜斌丞（陕北人，西北进步人士，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的省府秘书长，1947年由蒋介石令胡宗南杀害于西安，时为民盟陕西负责人）、赵寿山（陕西人，杨虎城部军长，后为集团军司令，解放战争中脱离蒋介石前往陕北解放区，解放后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等数人。日本投降后宋文梅一直跟随陈建中为中统搜集情报，连中统特务都不知内情。陈建中逃走后，宋仍潜在西安，我坚决检举了宋文梅。据以后了解，宋被捕前已经混入陕西省人民政府任交际处处长，后闹病死于狱中。
1955年春，中统华北总督察李实斋（山西徐沟人）在北京因杨虎案同时被捕，解放后李一直由杨虎掩护，潜伏北京。杨虎，字啸天，安徽宁国人，曾任国民党上将军官，曾两次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警备司令，抗战后因故不被重用。由于特殊原因，解放后被接到北京，享受人民政府很高级别的待遇。但杨私生活腐化，不愿适应新的生活，反而对政府的殊遇抱怨，甚至发展到企图逃往香港，经发觉并取得确证，加以逮捕。同时李实斋亦被捕，后解回天津，市公安局王处长将我单独调出与李同住一室，帮助李交代罪行。李开始顽抗，态度倔强，不肯认罪，当时他患有搭背疔毒，我精心照料，替他洗衣换药，医务人员按时给他注射盘尼西林（当时还是进口贵药），并增加营养，才逐渐痊愈。李为此深受感动，态度有所改变。由于我们两人都彼此了解各自的罪恶历史，李把他解放后伪装进步的嘴脸，不敢再摆出来。我以解放后受到政府宽大的亲身经历，以及党的政策详细地告诉了他，才初步稳定了他的畏罪情绪。经过一段政策学习，他才检举杨虎的罪行，并写出一本有关杨虎的历史材料，但对自己的罪行仍包藏很紧，不肯吐露实情。我考虑到解放前李在天津关系复杂，以及和郭紫峻的亲密关系，很可能参与蒋介石、郭紫峻策划的东北重大策反案件。但考虑到李老奸巨猾，不易突破，我十分慎重和耐心地和李闲谈过去在天津的活动以及接触的人物，因为李1947年曾向我谈过，夸耀他所接触的都是地位高的共产党人而讥笑我们在天津所抓的都是地位小的共产党人，我想从这一点引出他的重大问题。但李仍对我兜圈子，不愿深谈。后来我问他有关王瑞三（山东人，保定军校生，北洋时曾任军阀张宗昌部的旅长，日伪时为汪伪军事汉奸头目叶蓬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因与李有旧交，日本投降后经李实斋介绍与中统头子郭紫峻发生关系，派为中统华北处专员，被掩护住在天津，由我拨给房屋居住）是如何进入中统的。李很惊慌，思想沉重，他已经察觉到他参与这一重大策反案显然已经包不住了，但仍不肯暴露。经我说服，才愿意坦白，经过3个多月的挖掘，才把有关参与该案的开始情况谈了出来。起初确是王瑞三向他介绍，由他向郭紫峻反映才报蒋介石核准进行的，后来由于郭紫峻将该案移到北平进行，李才没有继续参加，所以有关该案在北平进行的情况以及最后结果，李确不知情。因为王瑞三参与全过程，常向李透露一些情况和参与的人，李才写出了坦白交代材料，但也只是李所参与的部分。李交代后，证明我1950年所交代的有关情节确是事实。虽然不了解其结果，但证实确有此案。天津市公安局将我与李的供词分别做了录音存案。“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我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时，林彪曾派遣其亲信向我施加重大压力，要我按照林彪的意图，肯定蒋介石的策反结果，欲置一位将军于死地，我冒死的顶住了，仍坚持1950年的供词，使林彪的阴谋未能得逞。直到林彪叛国坠死后，这位老将军于1970年代中期恢复了自由。 1956年天津市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市隆重庆祝。当在广播中听到宣布天津市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我们欢呼雀跃，受到极大的鼓舞。接着政府对我们的问题作了处理：杜建时、李汉元移送北京，梁子青移送保定，我和李俊才、李实斋移送西安，集中改造。移送前，天津市公安局组织我和李俊才、李实斋、曹钟麟（国民党天津市民政局局长）、胡梦华（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局长）、刘德溥（国民党某师师长）等由市局王处长和李堪（当时已任天津市税务部门负责干部）带领我们参观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市体育馆、市动力机厂、市重型机器厂以及北宁公园等单位。我们亲眼看到了天津市在解放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以及社会的新面貌，使我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感到心悦诚服。在座谈新旧对比中，深深感到罪责的严重性，表示决心认真改造，争取光明的前途。我和李实斋由于需要暂留天津，缓去西安，每周在市内电影院看电影一次，每半月游公园一次，均由干部带着乘车前往。从1956年开始，恢复和家庭通讯，当时我妻许守英带4个孩子已于1950年由我内弟从北京接回芜湖，和我岳母住在一起。许守英被安置在芜湖二中任教，全家照了相寄给我，政府也替我拍照寄回芜湖，当时我的大女儿班孝纯已进中学（1962年在合肥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芜湖市十七中任教），一直和我保持通讯。我深深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恩情，从内心深处发出要竭尽一切的力量报答这种深厚的恩情。
我和李实斋是1958年初冬移送西安的。未离开天津以前，就在这年夏天，政府要我帮助一个英国派遣的特务交代问题，把我调出与这个特务关在一起。从开始接触中才了解他叫翟慰甫，安徽省当涂县人，解放前是英商怡和公司南京总经理，解放后逃往香港。我开始以安徽同乡和翟谈乡情，逐步接近起来，开始他只透露与杜聿明的私人关系，自称是杜的账房，经营杜的钱财，丝毫不涉及与英特的关系。由于我吃的是小灶，翟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但为了避免翟的疑心，我坚决要求吃普通犯人的伙食，政府对此很不过意，常以我亲属的名义送来奶粉、罐头食品，以补充我的营养，我则以这些营养品分给翟食用，翟很感动，表示他在难中能交上我这样的同乡，感到可贵。我则乘机和他谈回国的原因，他开始还伪装是英籍商人，打算在北京做笔大生意。我说：“经商是正常的，人民政府有外贸政策，保护外商经商活动，不会无故对外籍商人加以逮捕的，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望你考虑。”我又告诉他，政府对违法的人，只要主动坦白，不管问题多大，都可从宽处理。翟有抽烟嗜好，我将政府发给我的香烟，分给他吸用，他很感激。经过多次交谈以后，他开始动摇，在半个月以后，才鼓起勇气问我：“如果为外国人工作，是否有死罪？”我说：“只要向人民政府坦白出来，即使是替外国干了对祖国严重破坏的事，主动认真如实交代，就可以得到政府宽大处理。”我又向他阐明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是与过去旧法所不同的地方。翟听后，思想斗争很激烈，接着流下了眼泪，激动地说：“我该死、该死，我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得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我是死定了。”
我看到这种情况，估计翟慰甫在政策的威慑下，但求不死，可以交代了。我说：“可以大胆的谈，只要谈出来，就不会死，迟谈不如早谈，被动的谈不如主动的谈，这在认罪态度上是有很大的区别，态度如何，直接影响到处理。”翟看我对他很诚恳，他说：“我主动谈，我是英国情报部派遣来的工作人员，我在情报部的代名是J（扑克牌十一）。在英国伦敦情报部受过特工训练，派驻香港，以英国怡和洋行高级员工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利用中英外交关系，伪装英商和中国做生意，多次回国，在北京、天津等地秘密搜集共产党军政情报，带回香港，发往英国情报部。”我说：“谈出来很好，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详细地写个坦白材料呈交给人民政府吧！”翟慰甫写出了如上述的材料，盖了指印向政府呈交了。我建议改善翟的伙食和待遇，政府照准了，翟继续交出了许多具体的罪行。大约在一个月以后我即被调开，听说翟以后判刑不重。
1958年临近初冬，当时正是大炼钢铁运动兴起，天津全市热火朝天，我也在监外参加了。一天下午，公安局干部魏忠友（从1956年在天津集中以后，一直负责照顾我们的一切）来通知我，说是天津市公安局江丰局长在当晚要召见我，到时派车来接，我喜出望外。是晚8时我随魏乘车前往，召见的地点是在市局接待处，我进去落座后，会客室两边摆满沙发，茶桌上摆了很丰盛的西点。江丰局长进来后，首先和我亲切握手。接着是副局长吴联云（1949年是科长，一直主管我们的案件）、王处长（河北人），以及李堪处长（老所长，这时调任天津税务处长）和我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因为这些首长，常到监所和我谈话，特别是江丰局长每年春节必亲到监所看望，我们对他很尊敬。所以我处于这种场合，只感到亲切温暖和感激之情，并未感到紧张和拘束。江局长首先问我关于李实斋的健康状况，我答：“由于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李虽然73岁，但身体还好，近几天乍寒，有点咳嗽，医生已经看过，吃药好多了。”局长又问：“英特翟慰甫是怎样暴露他的特务身份的？”我答：“主要还是党的政策的威力，翟在被捕后已经察觉到从北京来天津活动突然被捕，这是政府事先采取适当措施。翟是买办出身，很怕死，才主动暴露英特身份，交出了在英国情报部的代号，并坦白交代了一些具体罪行。”局长说：“这一案件的突破，是有成绩的，比我们原来的估计要快一些，在涉及外交问题上，争取了时间，取得了证据，掌握了主动权。”
最后江丰局长着重谈了有关我个人的问题，并指出：由于你在北京解放前就能主动向人民靠拢，特别是解放后8年你在天津比较彻底地交出了主要罪行，态度是主动的，因此我们依照政策，在1951年镇反时便决定把你留下来。以后你一贯表现都比较好，所以对你就没有通过法律程序来判刑，以后也就不判了，因此在定案问题上，你就不必悬在心上了。最近你们就要去西安集中学习，这是党中央1956年的决定，那里是一所学校（江局长没有明确宣布是西安战犯管理所，1959年我在西安参加第一次蒋介石集团战犯特赦大会时，才明确了自己的战犯身份），只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便可以争取解决问题。这次我们接见你，是以礼相待，也是一次欢送会，祝你前途光明。我听了局首长的讲话后，激动得流出了感激的眼泪，我说：“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衷心感激党中央、毛主席，感激中共天津市委和人民政府，感激天津市公安局对我的教育与改造，我到西安以后，一定努力学习，认真改造，决不辜负党和政府再造的深恩大德，争取宽大处理。”局首长要我用了西点，并进了茶，才告别了。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值得纪念的往事。
1958年11月下旬，我离开天津到达西安，进入西安战犯管理所，揭开我改造过程中的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