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胡稷咸
回忆父亲胡稷咸
胡功管
父亲是1968年去世的。许多往事能回忆起来的已经不多了。但我脑海里记忆最深的这些事情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父亲的为人。
1918年，父亲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东南大学前身，也是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前身）英语专科学习时，以优得国家奖学金，被保送到香港大学教育系学习。在此期间，正好发生五四运动。当时香港的学生纷纷响应，父亲也加入了学生运动的行列。在一次集会中，父亲用英语即兴发表演说，博得在场中外师生的好评。有一位英国教师听完父亲的演说后，马上走上前去与父亲握手，表示支持与鼓励。这件事是父亲亲口对我说的。
1922年，在香港大学毕业后的父亲回到内地，一直在学
校任英语教师。先后在江苏常州省立五中、河南开封省立一
中、南京省立一中、南京中央大学教英语。1930年，应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之聘，到武汉大学任英文讲师。由于父亲工作出色，并在校刊上经常发表文章，所以很快就由讲师提拔为教授（那时还没有设副教授），并转入哲学系教西洋哲学史等课程。
1935年左右，英国某大学曾邀请父亲去讲学。邀请信不是直接寄给父亲的，而是寄给大学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人把信给扣下了，信件没有交到父亲手中，因此没有去成。此事事后才听人说的。还有一次是在1948年，父亲在安徽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又一次被英国某大学邀请去讲学。父亲正在做出国前准备时，因时局不稳，又没有去成，这是父亲一生中的一大憾事。为什么远在欧洲的英国大学会知道父亲的情况呢？我想了好久，可能与一位曾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英国教授有关系。他原在武汉大学教书与父亲是同事，抗战胜利后就回国了。1946年，父亲到安徽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又从英国把他请来任教。他的中文名字叫李讷。解放初期，我在芜湖安徽师范学院（安师大前身）还见过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汉大学决定迁校到四川乐山。我们家是1938年夏天由武汉动身的。先由汉口乘大轮到宜昌，在宜昌换乘轮船到重庆，再换船到乐山。一路之上，虽十分辛苦，但很平安，没有受敌机的轰炸，也没有发生水难事故。
刚到乐山时，物价还很便宜，那时父亲的工资是每月375元，生活还比较宽裕。后来物价不断上涨而工资却没有相应上涨，所以生活愈来愈不好过了。原来家中雇有一个保姆，这时也雇不起了。我父母都吸香烟，这时也戒了。我们家过去一直是雇保姆的，母亲也从来没有做过家务，这时也不得不挑起买菜、洗衣、烧菜做饭的家务重担，当时我们还小帮不上什么大忙。
为了维护教师们的生活权利，武汉大学的一些教师们自
发组织了教授会，父亲当选为第一任教授会主席。在任主席期间，我只知道父亲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就是开会讨论学校总务长的贪污事件，并建议学校给予适当处理，学校领导最终接受了教授们的意见，解聘了这位总务长。
由于父亲在武汉大学很有威信，学校领导想拉他加入国民党，他坚决不同意。还有一件事就是武大有一个留英学生会，也想请父亲参加，因为父亲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有资格入会的。但父亲说我没有留过洋，不好参加，以此而谢绝了。
父亲是个无党派人士，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都没有参加过。然而在乐山时，他却领头组建了一个学会叫仁义学会，宗旨是学习孔孟之道，以仁义之心，服务于社会。参加者都是学校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有几位教授也参加了学会，父亲被选为会长。学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定期开会，由教授主讲孔孟之道；二是不定期出刊；三是发展会员。他们的活动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是合法的，所以并没有受到校方以及国民党地方党政部门的干涉。后来抗战胜利了，父亲离开了武汉大学，仁义学会就自动解散了。
1946年父亲到安徽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本来父亲在武汉
大学任教已十几年，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不想到安大来，由于校长陶因原来也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深的，父亲还为他的儿子补习过英语。既然邀请了他，就不好推辞，只好到安庆上任。在那时，大学里的领导人是很少的。安大当时有校长一人，教务长一人，总务长一人，各学院院长一人。没有副职，也没有国民党的党部、支部等组织，所以院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说院里的事，基本上是院长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并没有利用职权招聘不合格的教师来校任教。其实家里的亲戚朋友很多，父亲并没有任意安排一个亲戚在安大工作。唯一的一个亲属是我的四叔。他本来在四川大学教历史，他的书是教得很好的，到安大来以后很受欢迎。所以没有听到有人说父亲的坏话。四叔在川大时是副教授，到安大来后，还是副教授。父亲没有利用职权给他升级。父亲在任院长期间，不贪污、不受贿，公私分明，私人不用公家一张纸、一个信封。
1949年，全国解放后，父亲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
学习，一年后结业，被调到燕京大学外语系任英语教授。1952
年，国家进行院校调整，燕大并入北京大学，父亲也随之转入北京大学。先在西语系教英语，后又转到哲学系教西洋哲学史等课程。
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随之而来的是工资的调整，由原来的200多元降为120元。住房也作了调整。原来是住在朗润园178号，与民主人士张东荪先生同住一个院子，调整到176号的两小间厢房，可说是面目全非。后来系领导曾多次要他写一份检查，说只要写了，就可以摘去右派帽子。父亲说：“我没有错误，检查什么？”直到1978年才为他平反。可是这平反来得太迟了。因为他1968年就在含冤不屈中去世了！虽然父亲去世已35年了，可是写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了悲伤的眼泪。父亲去世时，是69岁。如果不是反右与“文革”的冲击，他肯定会……
父亲从1922年到1968年，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埋头工作，
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但是他并没有出版过什么大的著作，而且他研究的学问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印度的佛教学说，以及西方的哲学。这些知识在当时都是吃不开的冷门学问，所以他在社会上是没有名气的，但他却有不少知名的朋友。
张东荪是大家都知道的民主人士，在和平解放北平时，他是立了功的。解放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院校调整时，教授们的住房也紧张了。父亲由原来的东大地23号搬到朗润园178号，与张东荪家同住一套正房。张家在东边，我家在西边，中间是个大客厅，并从中间用书架隔开，他家占一大半，我家占一小半。两家共用一个电表，一个水表，一个热水锅炉。从1952年到1957年我们两家住在一起如同一家人，从来没有为用水、用电、用锅炉而发生不愉快的事。张东荪也是研究西洋哲学的，与父亲很谈得来。有一次母亲生病不能为父亲做饭了，张家就让父亲到他们家去吃饭。我星期天回家看父母时，也在张家吃的午饭。
朱光潜也是父亲的好友。他们在香港大学学习时是同学，在武汉大学是同事，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又是同事，可谓关系深远。1957年以前，我们家在朗润园178号，朱光潜
先生住在燕南园66号，都在北大校园里，所以经常有来往。
记得在四川乐山时，每年春节，朱光潜夫妇都会到我家来拜
年。那时大家生活都很清苦，虽说是拜年，却没有礼物相送。
彼此都是如此，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还有一位知名人士是高觉敷。他也是父亲在香港大学的
同学，解放后他曾任九三学社江苏省主任委员。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开会，每次他都要去看我父亲，他也曾邀父亲加入九三学社，被父亲婉言谢绝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政府中任职的，也有一些是父亲的老同学、老朋友，其中也不乏高
官显要人物。但是父亲与这些人是很少交往的，唯一的一个好友是国民党政府地政部的一个次长，叫鲍德澂，他也是香港大学的同学，他的一个女儿认我父亲为干爹，因此两家成为干亲家。在抗战时期，他虽为政府高官而生活却十分贫困，真想不到他的女儿竟给父亲来信，希望干爹帮帮他们。见信后，父亲立即把钱寄去。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左右，她所写的信是我亲眼所见，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抗战后期，大学教授不是也很清苦吗？父亲何来余钱支援他们呢？原来这时我二哥在乐山交通银行工作，这个工作是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叫赵棣华给安排的，他当时是中国交通银行总经理。二哥每月的工资收入比父亲的要多得多，所以有条件帮助他们。此外父亲还帮助过一个叫李贞白的人。父亲对他十分敬重，李贞白原为蔡锷将军的参谋长，当时朱德是他的部下，担任营长，蔡锷病逝后他就离开了滇军，成了一介平民，定居在南京。当时父亲在南京工作时认识了李贞白，并成为好朋友。父亲知道他的处境，也知道他的人品，所以经常接济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
父亲一生之中没有什么别的业余爱好，只是对书法情有独钟。行草隶篆，样样精通，尤其是行书，笔法苍劲有力，自成一体。因而前来求墨宝者很多，父亲也是有求必应，分文不取。
在婚姻问题上，父亲也堪称楷模。父母亲大概是1923年结婚的，他们的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是个准留洋生，母亲是乡下的小家闺秀，而且是三寸金莲，一字不识。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吵过嘴，打过架，一年到头总是和和气气的。父亲所工作的地方都是大都市、大学校，用现在的话说是很新潮的地方，父亲也从来没有因为母亲小脚而嫌弃她。在生活中，父亲是不管家务事的，也不管钱，这些事都是母亲一手操劳。在条件好的时候，她不浪费一分钱；在困难的时候，她会精打细算，总是把父亲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好好的，完全够得上是个好贤内助。
父亲的一副联语，曾经用来作为讲演的题目：
穷担道义，须博通古今中西；
达致治平，应向往圣贤豪杰。
这也是父亲一生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