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传略
阿英传略
姚永森
阿英，又名钱杏邨，出生于安徽芜湖市一个钟表匠的家庭，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藏书家和近代文学史家。他一生著作甚丰，计80余部、3000多万字，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以及古籍校点和编纂等，对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阿英的一生，正如阳翰笙在其逝世10周年时赋诗所概括的那样：“笔阵纵横五十年，书香文采留人间”。
执著的追求
1900年正月初七，阿英诞生在芜湖市花津桥附近的一家民宅内。他的父亲，一个名叫钱聚仁的钟表匠，给这个呱呱坠地的男婴取名钱德富，乳名双喜。因为他的出世，标志着钱聚仁唯一的儿子降临人间，同时，经过多年积攒，他在芜湖寺码头处开设的钱聚仁钟表店也在不久前鸣炮开业。未料母亲钱张氏在阿英5个月时就患病辞世，钱聚仁只好续弦，以照管襁褓中的儿子。继母也姓张，是一个抗婚从乡下逃出来的童养媳，待阿英很好。
1910年，阿英进入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与李克农同窗4年。大约嫌原名太俗，阿英在老师的提醒下，易名德赋。小学毕业后，14岁的阿英被父亲送到安庆考进省立第一商业学校。不料商校只办了半年就停办了，阿英只得回芜转入教会中学——圣雅各书院。1915年秋，阿英又进入芜湖另一所名叫萃文书院的教会中学，直到1918年毕业。
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拮据，阿英遵父命考入芜湖邮局任邮务生。这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是捧上了“铁饭碗”，可他却毫无兴趣，年终就辞职不干，准备继续读书。
这期间，芜湖的《皖江日报》受北大《新潮》杂志的影响，增办了一个副刊《皖江新潮》，公开声明专登新诗、新文，一时吸引了很多青年频频投稿。阿英也是《皖江新潮》的经常撰稿人。由于投稿的关系，他在报纸编辑部内结识了省立五中的学生蒋光慈、李宗邺等人，便在1918年秋参加了他们自发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安社的倡导者是省立五中的学监高语罕。高是陈独秀的老友，经常在《新青年》、《国民日报》、《少年中国》上发表文章，以后成为中共一大前的党员，是阿英十分崇敬的师长。在高语罕和蒋光慈的影响下，他决心以笔作枪，“与这黑暗的世界拼杀一番”。
1919年秋，在省立五中教师刘希平的推荐下，阿英来到六安省立第三农业学校任国文教员。
1920年9月，阿英考入上海新闸路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科。这时，五四风暴方兴未艾。他在上海以极大的热情联络了一批皖籍学生，相约撰文揭露皖省黑暗现实，探求人生真谛。他经常投稿的杂志是《解放画报》。这是一家由安徽同乡周剑云先生主编的通俗刊物，仅办了16期，而载有阿英稿件的就有10期，其中以诗歌为最多，其次是小说，再次是评论和剧本。值得指出的是，出身贫寒的阿英在这期间始终把创作的眼光投向社会下层，用他的一支笔为遭受封建势力压迫的农民和妇女鸣不平。阿英的诗歌中，有描述童养媳苦难生活的《养媳苦》和《血钟》等，小说中有歌颂童养媳不畏压迫、敢于反抗的《重婚》和《碑语》。评论也围绕这个主题，题目是《妇女解放的历程》和《人生的信条》。同时，阿英把笔端触及农村广大农民，创作了独幕剧《农民的悲哀》，揭示了当时广大农民的苦难。在阿英看来，他的作品“只拣极平凡极切要的人生问题，讨论批评，做解放的功夫，做改造的功夫。”这期间，他发表作品的署名全是“钱杏邨”。从此，这个笔名代替了他的原名钱德赋。
1920年10月，阿英被学校师生推为代表，出席上海学联代表大会，并担任上海学联《日刊》编辑。这时，他与上海共产党筹备组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面向工人阶级刊物《劳动界》编辑部取得了联系，并在深入南京人力车夫调查访问后，写成一篇《南京胶皮车夫的状况》，刊载在这年10月份的《劳动界》上。
在上海求学，对阿英来说不是一件乐陶陶的事。他的穷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家中甚至连他的生活费都供应不起”。于是，阿英不得不到安徽同乡好友胡苏民处，将胡氏和李宗邺包的两人菜饭分成3份，凑合着充饥。虽然如此，他仍笔耕不辍，每天都要熬夜，双眼经常布满血丝，被胡苏民等人戏称“钻到上海滩上的夜猫子”。
1921年秋，高语罕赴沪要阿英“不要再上这个土木工程学校了，赶快回皖参加现实斗争”。这时，安徽继六二惨案后，又连续发生驱逐省长李兆珍的风潮。而高氏已是中共党员，并是这一连串风潮的芜湖方面的领袖之一。阿英当即听从老师建议，返回安徽，先后在合肥的省立二中、宣城的省立八中和芜湖的省立五中、二女师和民生中学等校担任国文教员。其中在合肥、宣城两地教书时间都不长，均被守旧派势力冠以“过激党”的罪名排挤出校，因为阿英在课堂上不变初衷，坚持以辛亥志士韩衍的《青年军讲义》和高语罕的《白话书信》以及《新青年》杂志上的白话文章作为主要教材。他早年的同乡好友、亲戚李宗邺、严启文说：“阿英性格温和，文质彬彬，同人说话有近似姑娘一样的腼腆，但一旦形成某种观点，就顽强地坚持它，宛如铁汉。”
1924年，阿英回芜教书，不久就成为芜湖群众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曾多次以芜湖国民党市党部代表的名义主持群众集会。1925年4月24日，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总部代表的名义赴芜湖参加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并发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演讲。阿英自始至终陪同，深受教育。用他的话来说，恽代英“到芜湖各处演说，散布了革命的种子”，而他的思想也产生了飞跃，“是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了”。1926年9月，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令通缉阿英，阿英被迫逃亡到上海。在上海，他经高语罕等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奉命返回家乡，与李克农等人秘密筹划江城民众起义事宜，以迎接势如破竹的北伐军。1927年3月，阿英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常委，主持全县党务和群众运动，曾在4月6日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发动全市20万人举行示威集会，终于驱逐了由蒋介石任命的国民革命军三十七军军长兼皖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人称“票匪”的陈调元，使他武力敲诈勒索芜湖商民10万元的企图破产。 繁忙的社会活动，并未使阿英的创作中止。在1925至1927年内，他创作的文艺作品竟有60余万字，其中有一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鹅少女与黄蝶》，还有一部《黄仲则评传》，诗歌方面有一部抒情诗集《灯塔》。此外，他还主编过一份文艺性质的半月刊《苍茫》（1926年），写过大量的文艺札记。人们简直难以相信，为社会活动压得几乎不能喘气的阿英，是如何创作出这么多作品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它们或是“写于烟雾弥漫之夜”，或是在“极度疲倦”之际，用凉水浇泼一下后，又“坐定写起来”。有的作品还是在敌人搜捕时，躲进阁楼，“在极穷窘时写定”。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拓荒者
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在冰封的大地上萌芽，在血泪的培灌中成长，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拓荒者奋斗的结晶。
阿英是少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与蒋光慈发起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这在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之后，“对因失败而感觉迷茫和趋向低沉的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还在1927年初，阿英在武汉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工作时，他就和蒋光慈、孟超商量成立一个党的文学组织，得到了总工会宣传部部长邓中夏和副部长李立三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1927年11月，遵照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人的指示，阿英和蒋光慈等历经惊险，先后抵达上海。12月，在他们两人主持下，太阳社宣告成立。1928年1月，《太阳月刊》问世。
与别的革命文学团体不同，太阳社是现代文学史上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印记的文学社团。它的全部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党的支部和社团同时建立。党中央对太阳社十分重视和关心，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应邀秘密加入该社，并经常发表意见。秘密加入太阳社的还有当时的中央干部杨匏安、罗绮园、高语罕等。不过，这仅限于阿英和蒋光慈两人知道。太阳社后来曾吸收过唯一的非党进步文化人士，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创造社主要发起人郁达夫。郁达夫一入太阳社，就指名请阿英和杨邨人、孟超为他选编一本《达夫代表作》，由太阳社自办的春野书店出版，他本人在卷首写了自序，请阿英写了一篇颇长的后记。该书的稿酬，达夫全部捐赠给太阳社作活动经费。
太阳社自办的书店，名叫春野，是取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句之意。它在上海北四川路南虬江路厚德里，门面不大，仅有30多平方米。但其独特的位置却增加了安全系数，这就是前门靠着日本租界，后门紧临中国地盘。中国军警来抓人，抬腿能跑到日本租界，而外国巡捕来捉人，一迈步就能跨进中国地界。这出自于阿英和书店经理严启文的精心选择。
《太阳月刊》一共出了7期，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禁之后，改名《时代文艺》继续出版。发行1期后又遭查封。1929年，阿英等人决定更名《新流月报》，出了4期。这期间，为对付敌人的查封，太阳社还出版发行了文艺性质的报纸《海风周报》，共17期。由于蒋光慈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同时也有大量的创作任务，所以这些报刊的编辑、校对和发行，几乎被阿英等人包了下来，而以阿英的工作量为最大。白天，他除了参加中共闸北区委组织的到杨树浦区工厂联络发动工人罢工，或上街参加散传单、贴标语、游行示威外，还抽暇到同志们家去约稿、催稿，或到出版社联系出书事宜。晚上，如果没有什么中心任务，他就坐在灯下爬格子。1928年至1929年间，他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写出大量的文艺评论和专著。两年内，他共出版诗集、小说集和文艺评论集13部，近200万字，其中最著名的是《力的文艺》和《文艺批评集》。他的老朋友楼适夷说：“身负其责的阿英，跑得比谁都多。他别的活动也多，而写作不息。”为了增加写作的安全系数，阿英的“儿子小六子老在门口玩，替老子放哨，一见我，就说爸爸又出去了。可我进了他屋子里，案头堆着他刚读过的书，夹满了一条条小纸条，他的一位亲戚在帮他摘录材料，他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在革命文学营垒内，阿英担负了文艺批评的任务。在这领域内，阿英的建树是举世瞩目的。从1927年起，他集中主要精力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张资平以及冰心等作品作出历史评价，同时，还对正在进行的文学运动中的作家如蒋光慈、叶圣陶、巴金、茅盾和沈从文的作品进行评论。在评论中，他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地高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热情肯定革命作家在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在对五四文坛巨人之一的郭沫若作品评论中，他相当准确地评价了郭氏的创作精神“给予青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一以贯之的反抗精神的表演”，是中国“普洛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最先预言者之一”。当蒋光慈的革命文学作品潮涌般卷上文坛时，阿英针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唯美主义者予以贬低的论调，充分肯定了蒋氏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认为“他是一个时代表现者，革命文学最先的提倡者，是民众所要求的一个说诉者，他的创作表现了时代又表现了时代的思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阿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对女作家作品作出系列评论的人，他曾化名黄英、张若英对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作品给予相当多的关注，写出了《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和《中国的新文艺与女性作家》等重要考察文章，出版过《现代中国女作家》专著。纳入他评论视野的有冰心、庐隐、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白薇、袁昌英、绿漪和丁玲。阿英既肯定她们作为五四时代思想解放、女性觉醒的代表所起的积极作用，又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从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来研究她们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进而从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高度上指出她们艺术观和美学观方面存在的缺陷，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这期间，上海左派文学阵营内部曾出现过革命文学的论战。作为太阳社的一名主将，阿英也加入了这场论战。
论战在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干预下于1929年秋停止。阿英作为一名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有关停止论战、搞好团结的指示，曾于1929年10月率太阳社代表团到北四川路永安里创造社编辑部访问。双方召开了座谈会，统一了认识，消除了成见。“文革”期间，在一次与友人的谈话中，他也说：“那时候年轻幼稚，不了解阿Q精神的深刻性。”与茅盾的文字之争虽然厉害，但阿英很快消除成见，在茅盾从日本归来后，他就认为应当积极争取他参加左联。
虽然在这场论战中，阿英在某些方面也犯有当时革命队伍内流行的“左”的幼稚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论战中正确地指出了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作家“到民间去”与工农民众结合的必要性，还正确地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内容革命倾向性的现实意义。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时曾有确切的评价：阿英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初学者的无比锐气，不顾自己理论武装的不够齐全，勇猛地冲上文坛，占领阵地，充当了革命文学的急先锋。这在当时革命遭受失败，中国变得一片黑暗、喑哑无声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就像空谷的足音，就像寂静空气中的惊雷一样，使人们振聋发聩，为之奋起。正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许多青年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洪流。
阿英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之二，就是为组织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在左联成立前，阿英和冯乃超就代表党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教学团体密切联系，团结了郑振铎、耿济之、孙伏园、孙福熙等40多位非党进步文化人士，于1928年底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作为发起人之一，阿英与其他同仁起草了宣言，刊载在当时上海各大报上。这是一个在党领导下反抗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的进步作家组织，惜成立不久后无形解散。1929年6月，潘汉年与阿英商谈，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并强调吸取著作者协会解散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于是，阿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田汉和洪深当时在上海戏剧界颇有名气，他们的组织叫南国剧社。为争取他们参加左联，阿英通过洪深与田汉熟悉起来。南国剧社的人见阿英对戏剧很在行，为人也非常谦和诚恳，就渐渐地对他信任起来，在易名大众剧社后，推选阿英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经过他的细致耐心的工作，田汉毅然参加左联，以后还加入了中共。在田汉和洪深的影响下，上海戏剧界大批有为的进步文化人士都聚集在左联的旗帜之下。与此同时，阿英也召集了太阳社内部成员会议，传达了党的有关指示，并共同决定自动解散太阳社，将该社《新流月报》从第5期改为《拓荒者》，作为左翼作家的共同刊物，以迎接即将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一场意外发生了。1929年7月14日上午，阿英奉命与一些人到英租界大马路上进行街头游行示威活动，被小沙渡巡捕逮住，送进了提篮桥西牢。左联的筹备工作不得不因这位主要发起人的被捕而延期。在西牢法庭上，阿英以假名相对付，坚不吐实。巡捕房以为是穷教师上街“捣乱”，就拒绝了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引渡要求，于1929年9月底将阿英释放。潘汉年当即来找他，传达了党中央有关“左联工作要马上抓紧进行”的指示。10月，筹备机器又紧张地运转起来。这期间，阿英、夏衍、阳翰笙、冯乃超和鲁迅都表示了要加强团结的意愿，出现了党中央所期望的融洽气氛。
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底的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教室内，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阿英、夏衍和鲁迅被推定为主席团主席。由中央文委提名，经过大会选举，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阿英）、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担任左联常务委员。周全平和蒋光慈为候补委员。
在左联存在的1930年至1936年内，阿英除担负繁重的行政事务外，主要精力仍用于著书立说，共出版专著51部，近700余万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现代中国文学作家》、《文艺与社会倾向》、《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和《现代中国文学论》等。这期间，他还首先代表党和左联涉足上海滩的电影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电影战线的实际开创者。1932年5月间，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老板之一的周剑云通过洪深找到阿英，希望他和左翼文化界关心明星公司，以改变电影界不景气的状况。周剑云早在1920年就在《解放画报》与阿英相识，1926年秋，周剑云在上海经营一家名叫六合的影片公司，阿英曾被聘为公司工作人员。对周氏这一要求，阿英当即向正在上海代表党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瞿秋白作了汇报。瞿秋白指示：党决定派阿英、夏衍和郑伯奇去公司。他还对阿英说，电影公司在上海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我们很难打进去，这方面的力量也最弱。而电影社会影响大，既然请上门来，我们为什么不去？要利用一切条件在公司内开展工作。根据阿英还要实际主持左联的情况，瞿秋白指示他两方面兼管一下，他可以不全过去，而夏衍可以全过去。不久，阿英、夏衍和郑伯奇分别以张凤吾、黄子布和席耐芳的化名进驻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上任伊始，阿英就在《明星月刊》上发表《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和《电影二元论倾向问题》，在批评当时电影存在的把内容和技巧割裂开来的二元论倾向的同时，论述了电影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和任务。他的论述，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电影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对改造当时的电影创作具有崭新意义。阿英也以极大的热情编写电影剧本，曾与郑伯奇合作编写了《盐潮》，正面描述了盐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榨下的悲惨境遇，以及觉醒后同盐霸展开不屈的斗争。1933年8月，阿英随《盐潮》摄影队到浙江澉盐场拍外景。那时农村苍蝇特多，在海边或村里开饭，饭箩一端出来，成群的苍蝇就一拥而集。这对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恐怖。正当人们摇头或尖叫时，编剧阿英却一人在那里“一边挥手驱蝇，一边照样安静地吃饭。许多盐民很快成了他的朋友”。许多导演和演员也从阿英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灵魂深处穿透表里的亮光”，深感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除《盐潮》外，阿英与人合作编写的剧本还有《时代女儿》、《丰年》、《三姐妹》和《女儿经》，都由明星影片公司拍摄成功。
在阿英、夏衍和郑伯奇的努力下，左翼剧联中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如沈西苓、柯灵、王莹、陈波儿、赵丹、舒绣文、陈凝秋、艾霞等都进入电影界，一批优秀影片如《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在全国激起前所未有的反响。电影阵地从此树立起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随着党的电影战线迅速扩展，中共电影小组秘密成立。小组由夏衍、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5人组成，夏衍任组长。小组的成立，使1933年前后中国电影面貌焕然一新，进步电影占领了银幕，中国电影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这必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恨。1933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查禁普罗文学著作密令。阿英被查禁的著作有《玛露莎》、《文艺与社会倾向》、《安德烈夫评传》、《高尔基印象记》、《劳动的音乐》、《创作与生活》和《现代中国文学论》等10多部。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组织了影界反共同志会，指使暴徒捣毁艺华影片公司和良友图书公司，强迫明星影片公司解除阿英、夏衍和郑伯奇的聘请，并密令特务们侦察他们的真实身份，以便逮捕黑名单上的钱杏邨和沈端先。
从1933年夏天起，“阿英”的署名开始在文章上出现。最早署此名的文章是7月下旬发表的《水灾》。从此，钱杏邨由阿英代替，直至终年不变。
从坚守孤岛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民族抗战号角在中国响起。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社长郭沫若，总编夏衍。阿英作为编委，分工编第4版副刊。为了刊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活动的消息，他经常与国民党方面派来的编辑汪馥泉发生争论。9月，为刊载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从不曾有过疾言厉色时候”的阿英，向企图删掉这条新闻的汪氏发了火。
由于淞沪之战的失利和上海的沦陷，11月7日，《救亡日报》（上海版）在出了70期后迁往广州。在日寇占领上海后，阿英受党委派，留在现代史上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坚守抗日文化阵地。
阿英先编辑一份综合性文艺刊物《离骚》，仅出版1期即被取缔。1938年夏，他提出编辑出版《文献》月刊和开办风雨书屋的计划。《文献》是一份文摘式的资料性刊物，编辑方针的重点是尽量搜集刊载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发表的重要文献。1938年10月10日，《文献》创刊号出版，以后每月10号出版1卷，共出版了8卷。发行机构是风雨书屋，设在上海通贸信托公司一间“潮湿阴暗”、“白天也得开着电灯办公”的地下室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朱德的《论游击战》等著作正是由这个书屋编印发行出去的。在当时的上海是最畅销和影响最大的抗战著作，也是上海最早出版发行的毛泽东著作。此外，阿英还编印了《西行漫画》，这就是黄镇所作的《长征漫画》的最早版本。当他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手中接过这25幅漫画时，阿英说他“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他认为这些画“充分的表白了中华民族性的伟大、坚实”，“中国是有了这神话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生活纪录画片，才有了自己的漫画”。他还自豪地说，把它印行出来，是“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提供了一项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实证”。夏衍事后曾感叹道：“阿英能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做别人不能做的事。” 阿英在风雨书屋时生活异常艰苦。起初，每月生活补贴是一石米到两石米，折合钱是15到20元，还能在书屋内与同仁们吃两菜一汤的包饭。后来物价飞涨，他们就改吃阳春面。再后，生活补贴停发，阿英就和大家靠卖旧报纸的钱买烧饼充饥。虽然如此，他依旧干劲十足信心百倍。《文献》编辑李一曾深情地回忆：“我从未曾听他为钱叹过苦经，当寅吃卯粮地把生活费用完，而别的稿费还拿不到的时候，阿英就买个面包来，在电炉上烤过之后分给大家作午餐。有时，与我们一样的穷朋友闯了来，这时候阿英先生便翻遍袋底，把最后几个钱掏出来去添购一个，晚上便安步当车地走回家去了。”在阿英等人看来，穷虽穷，但“精神方面却非常愉快”，因为“风雨书屋是一座很使精神温暖的仓库”。
1939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驻沪日本军部会同工部局巡捕房开着几辆囚车、卡车，闯到书屋抓捕阿英等人。恰好他们回了家，才免于厄运。但《文献》月刊和风雨书屋却被迫宣告结束。
阿英在孤岛期间最突出的成就还是戏剧创作。早在1937年，他就出版了3个多幕剧剧本《春风秋雨》、《群莺乱飞》和《桃花源》。1938年至1941年期间，他在孤岛上海连续写出《不夜城》、《碧血花》、《五姊妹》、《海国英雄》、《洪宣娇》、《杨娥传》和《牛郎织女传》等。除《不夜城》外，这些多幕剧本全用魏如晦笔名上演，取义于《诗经》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夏衍曾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剧本写得最多的，一是郭沫若，二是阿英。”阿英的历史剧都是有感而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眼看国家土地不断沦丧，而想一吐胸中郁闷都不为环境所允许”，于是就“借历史的题材，对现实有所启发”。由于租界当局迫于日寇淫威，明令禁止公开宣传抗日，甚至连“抗战”的字样也不准出现，阿英就借南明史事写就《碧血花》、《海国英雄》和《杨娥传》3剧，旨在喻义抗战，激励时人的民族气节。《洪宣娇》写于皖南事变之后，借太平天国史事，号召团结对敌。
《碧血花》中，阿英借剧中女主角——以身殉国的秦淮名妓葛嫩娘之口，说出了他本人及亿万中国人的抗战决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不忠于中国，这就是不顾良心，就要遭到千秋万世的骂！”“中国人是不会向欺负我们的强盗屈膝的，也决不会和你们这些禽兽为伍！”《海国英雄》作于1940年，表现了郑成功一生为复兴中华民族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演示明末抗清奇女子的《杨娥传》，写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1941年11月8日晚饭后，他告诉长子钱毅，该剧第三幕内吴三桂和连儿的一段话，揭示了大汉奸汪精卫的丑恶心理。他还借杨娥之口，别有深意地说：“做人做兽，现在真是一个最好试验的时候。”
正由于这些历史剧贯串着高昂的爱国主义主题，洋溢着抗战的激情，所以一上演，就反响巨大，盛况空前。《碧血花》1939年10月由上海剧艺社在璇宫剧场演出，连演两个月，都场场爆满。剧中许多慷慨壮烈的情节，赢得观众的盈眶热泪和“海啸般的掌声”。于伶当时撰文予以评价，阿英的“南明史剧演出，轰动孤岛，赢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受到爱国报刊舆论的赞扬，也震惊了敌人。”在污蔑攻击、禁演不能奏效后，日伪76号特务机关派出密探对阿英实施盯梢或监视，以便伺机予以逮捕和暗杀。1941年8月26日下午6时半左右，从剧院归家的阿英和钱毅，在行至霞飞路时，突然发现身后有人盯梢。阿英携钱毅弯入杜美商场，出来后仍未能摆脱盯梢者，就跳上一辆刚刚驶来的电车。但盯梢者仍紧随其后，一直到拉都路还咬住不放。阿英索性停了下来在一个书摊前扮成买书的模样，盯梢者也在一边冷眼相看。阿英急中生智，带着钱毅进入上海戏剧界老前辈唐槐秋之女唐若青家的二楼，“俯视盯者，不见矣，不逾时，别归，搭二十二路公共汽车，斯人不复见”。1941年12月8日，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标志的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汪伪76号特务们也探悉了阿英的真实住址，派人前去搜捕，却扑了一个空。因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阿英一家已秘密离开上海，去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1942年7月14日，阿英全家终于抵达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停翅港，“途中所历凡四十五日之多”。陈毅军长闻讯，当即赶来接见了阿英全家，并叫军部有关同志将阿英一家住处安排在他的住房附近，以便随时畅谈。9月，陈毅在阜宁卖饭曹建立文化村，把军中文化人士聚集在一起，请阿英帮助他组建一个湖海艺文社，由他本人写了一首长诗，名之为开征引，社约则请阿英草拟。
在苏北根据地，阿英除专事写作外，还曾帮助军部、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和新安旅行团开展戏剧活动。1943年至1947年，他曾主编过大型月刊《新知识》、《盐阜报》副刊《新地》和《江淮文化》，担任过华中文协常委、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4卷本的《盐阜民族英雄传》和《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等著作也在这期间写成。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5幕历史剧《李闯王》的创作成功。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向阿英建议以明末李
自成功败垂成的史实写个话剧。阿英于是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他过去熟悉的明末史写就了《李闯王》剧本，由八旅文工团在阜宁县益林镇首场演出，一举成功。以后该剧连续在苏北、苏中、两淮、东北、华北和华东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上演，在广大干部和战士中产生巨大反响。阿英说，他这个剧本是想揭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原因——“被胜利冲昏头脑”、“离开了人民”，并通过这段史实的再现，冀望我们的同志“吸取这些历史教训，把它当作晨鼓暮钟来加以警惕”。《李闯王》的创作和上演成功，可以说是他在上海孤岛时期南明史剧创作的继续和发展。
古籍收藏和整理上的卓越贡献
人们都说阿英是书痴，有超乎常人的买书癖。诚如他自己所说：“癖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几十年来，他买书、藏书、著书、编书、研究书，书成了他终生不渝的良友，是他的第二生命。
还在1920年代，阿英在领导芜湖群众革命运动之际，就开始搜罗有关明清的书籍。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在白色恐怖下隐蔽在武昌的阿英，曾冒着杀头的危险，化装溜出家门，到当地鼓楼旧书店购买他所喜爱的书籍。1930年代至4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阿英，买书癖依然未改。上海的城隍庙和西门地摊上的旧书，他经常去搜罗。苏州的护龙街和玄庙观旧书店以及常熟的旧书市，他也曾去光顾过。为买书，他还曾到浙江绍兴、杭州、余姚、宁波等地“午夜叩门，挨门惊扰的去买书”，以致在归途中想到此事，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有人曾问他何以如此？他笑答：“只要身边还剩余两元钱，而那一天下午又没有事，总会有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到城里去看看旧书？”“如果获得了不经见的珍秘书籍，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这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欢快的心情，确实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为买书，他节衣缩食，早中晚三餐经常买个面包和着白开水送进肚里，虽然有一些稿费收入，但他的家却“终年闹穷”，常常出现“家中米粮告罄，米无银，家用亦无”的窘境。家人责怪他时，阿英总是抚摸着他的一堆堆藏书，笑嘻嘻地打趣道：“米星儿没一颗，菜根儿无一个，空把着几本文章做什么？”或是以两句打油诗自我解嘲：“孜孜写作缘何事？烂头焦额为买书。”但他还是见到好书就买，钱不够，就借债。大家都说他“是个读书之外无所好，吃饭之外无所求的好人，是个永远年青的大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阿英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1954年秋调中国文联任副秘书长兼研究部部长。从此，他就成为北京中国书店的常客。无论是汗流浃背的炎夏，还是手足冻得麻木的严冬，阿英坚持不懈地到此寻购古旧图书。这时，他身体略胖了，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衫、一双布鞋，冬天则穿一套老式棉衣、围一条粗毛围巾，一言不发地翻检着，然后又一捆捆地重新捆好，再搬过一捆来，埋首于书中，一坐就是半天，而且旁若无人，仿佛进入书的世界。书店职工说：“他几乎每天下午必到。”
经过几十年的辛苦搜寻，阿英成为中国著名的藏书家了。人们都说，已故现代作家中有两大藏书家，一是郑振铎，一是阿英。郑的藏书在10万册左右，以明清版的戏曲、小说和版画著称。阿英的藏书则以晚明、晚清和民初的杂著以及近代革命史料闻名于世，如果包括杂志期刊等类，数目更为可观。虽然藏书甚丰，他却毫无旧式藏书家的“好书秘不示人”的恶习。阿英为人极厚道，一旦别人需要，他总是将自己高价搜购的好书无私地借给或赠给别人使用。1935年鲁迅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的选编工作，苦无充足的资料。阿英当即将自己藏存的大量图书资料拿了出来，使鲁迅的选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38年，在延安的毛泽东想阅读研究历代诗词，便通过上海地下党给阿英捎了口信。阿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藏存的唐宋五代元明清诗词的最好版本聚齐装箱，托地下交通员秘密送往延安。夏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译的日本厨川白村和藤胜成吉撰写的《北美印象记》和《牺牲》，由于长年颠沛流离，本人身边已无藏书。1949年6月和1960年初，阿英在搜购到书后，当即赠给了老友。姜德明研究鲁迅，却缺少他的《域外小说集》和《地底旅行》，阿英1960年初一个星期日从书店中“淘”出这两本在日本东京印制的书籍，当即兴匆匆跑到东四十条姜家告诉他这一信息，并当场将书留下供他参考。《晋阳秋》作者慕湘1960年代初开始着意研究明清小说，阿英得悉后，一次在家中取出一大包书交给他说：“这些东西我从来不给人看的，你研究明清小说，可以看一看。”慕湘回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堆属于烟粉类的明清小说残本，共有《呼春野史》、《快士传》、《梅魂幻》、《妖狐艳史》、《凤凰池》等9种，虽然它们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毕竟代表当时小说中的一种时尚，对于研究明清小说发展史倒是必要的参考资料。这些书现在是难以搜寻的，不少是孤本。有的连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也不见著录。慕湘为此慨叹道：“这足见他对我的莫大信任。”至于清初孔尚任的《燕九竹枝词》、《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木版《西厢记》等书刊的无私赠予，在阿英藏书史中更是传为佳话。
阿英在藏书的同时，还致力于近代中国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编著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文化史料专著。1954年至1955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年画发展史略》、《元人杂剧史》、《晚清小说史》和《晚清小说戏曲目》。1957年至1962年，他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奠定了重要地位的鸿篇巨制如潮水般地喷涌出来，先后编著出版了《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9大卷。这14种26大本近1000万字的近代文学史资料丛书，是阿英经年累月苦心搜索的结果，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壮举。当茅盾接到他惠赠的著作后，激动地说：“您这工作，嘉惠后学匪浅，甚为钦佩。”范文澜则铺开信纸，致意阿英：“中国100多年来的耻辱，因人民革命的胜利而成为陈迹，中国人民100多年中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借尊编5部大书而光彩焕发，万年常新。”遗憾的是，阿英还有两部巨著却因“文革”而没有在生前完成，它们一是《中东事件文学集》，一是《中国外交史文学集》。
1966年初，阿英和夏衍、阳翰笙等被“揪”了出来，成了专政对象。1968年秋，戚本禹奉陈伯达、康生、江青之命，率人将阿英的全部藏书查抄运走。这以后，康生、江青和陈伯达等人就将他的珍贵书籍私自分掉，盖上各人的印章，占为己有了。现在藏存在芜湖阿英藏书陈列室内的一套《剪灯丛话》上有“阿英藏书”方印，下面便是康生的几个印章，颇有做贼心虚的味道。对康生的这套做法，阿英早在“文革”前就领教过。一次康生伸手向阿英借阅明万历年间黄嘉惠刻本的《董西厢》。阿英一向大方，就爽快地借给他。不久，康生将书退还，但过了几天，又说要再借去看一看，于是拿走后就再也不归还了。正当阿英纳闷之际，康派人送来一方不值钱的小砚台，说是物物交换，阿英只好认了。与人谈起此事，也只能苦笑着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人，我也不好向他要。”
“文革”期间，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和破坏，被专了政的阿英心痛极了。一次，他听说岳坟被捣毁，不禁怒从心起，对朋友脱口说道：“打倒岳飞，解放秦桧，正说明这场灾害的性质。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近千年来历代奸臣贼子都不敢这样做，现在居然明目张胆地作了，这是一段很惨痛的历史。”1970年初，一些人把古籍文物卖到港澳和外国，以赚取少得可怜的外汇。从牛棚归家的阿英叱责道：“卖字画和古籍给外国人充其量能卖得了几个钱？还不够有的人修一座地下宫殿的！那些瞎指挥的人，一句话就可以浪费掉多少亿！那些书画是祖国文化遗产，留存到现在已是国宝。人们只说出卖领土主权是卖国，我看出卖文化遗产、出卖国宝给外国人，同样是卖国！”这些铁骨铮铮、掷地有声的话，可看作是阿英对康生之流的正义声讨，也是对“文革”的有力批判。
1977年6月17日下午2时，身患肺癌的阿英在北京首都医院辞世。郭沫若、茅盾、张爱萍、胡愈之等参加了追悼会。尚在受审查的夏衍和阳翰笙也在阿英子女钱璎等邀请下，偷偷地向老友遗体告别。郭沫若步出追悼会场后，不禁对天长吟：“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地又久。”
1987年6月17日，在阿英逝世10周年之际，由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办和市文化局承办，有安徽和全国各界著名人士参加的阿英藏书陈列室暨纪念基石揭幕仪式在芜湖隆重举行。阿英藏书陈列室由陈云题写匾额，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镜湖之畔的烟雨墩上，内藏阿英子女钱璎、钱小惠和钱厚祥继承父亲遗愿捐赠的1.2万册图书。纪念基石也在烟雨墩上，其造型是一本翻开的大书衬托在阿英头像后面。以汉白玉大理石雕成的阿英头像正对葱郁的赭山和清凌的镜湖，下面是李一氓题写的苍劲隽拔的4个大字：文心雕龙。阿英的骨灰就埋藏在基石之底，它标志着江城骄子阿英，从此魂归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