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传略
王稼祥传略
吴仰生 何荣铨
王稼祥的铜像坐落在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内的狮子山顶。像高1.1米，宽0.9米，其座基高2.1米，四周松柏挺拔，鲜花锦簇。铜像右侧是王稼祥生平事迹陈列室，丰富的资料向人民展示了王稼祥同志不平凡的一生。
一个胸怀大志的中国少年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泾县西乡厚岸村一个小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弋江镇先后入股经营过当铺和油坊，长期在彼谋生。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实在，常常尽力帮济穷人。母亲对稼祥管教甚严，儿子亦不负母训，自小爱人，有礼貌，讲文明，从不跟人吵嘴打架。母亲文墨甚好，爱读《三国志》、《水浒传》一类书籍，常常灯下教子，使聪明过人的王稼祥从小养成爱看书的习惯。
稼祥7岁时，就读于本村柳溪小学（现为厚岸小学），小学的前身是东台书院，依山傍水，环境幽静，且师资很强，学风良好，从高年级起即开设英语课，每周达6节之多，由安庆圣保罗教会学校毕业的查文梅任教。王稼祥各科成绩优异，英语尤为突出，考试常得第一。山区夏夜多蚊，他常在东厢房挑灯夜读。王稼祥一生好学即始于此，在其后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学习和思考似乎成了他生活的第一需要和最大愉快。从1950年代起，他就住在中南海，那儿的文化生活很活跃，怀仁堂、西楼、春藕斋、紫光阁和小礼堂等处常有电影和舞会，但他除了偶然看看电影外就是埋头读书。毛泽东同志曾感叹地说：“稼祥这个人哪，不喜好玩，不爱出风头，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问题。”
稼祥少年时长得头大、额阔，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忏和尚”绰号。他并不介意，往往报之一笑，最注意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忏和尚”便成了伙伴们心目中的雅号了。稼祥家在当地可谓殷富，他却爱穿粗布衣服。他尤好整洁，衣裳乃至书籍、文具从不留污点，深受长辈和同学敬重。村上有一个大他10岁的青年查谦，学业精进，留学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父亲常以此教育儿子，稼祥回答说：“大丈夫誓当如斯，我辈未必就不能超乎查谦之上！”
1919年，他小学毕业后又在本村读了两年私塾，攻读古文，很多国学精萃皆能背诵，为他的语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稼祥16岁时离开家乡就读于南陵县乐育学校（现南陵县城关一小）。这是一所由圣公会办的教会初中，学校除了开设算术、自然、中国地理和英语等一般课程外，还有宗教课。课本有不少是英文版，教师教这类课文用英语讲授和提问，稼祥的英语口语能力因此逐步提高，在班上成绩突出。他的父亲一心望子成龙，但又怕时局不稳，儿子卷进学潮闹事，便让他就读自家店铺附近的教会学校，以便管束住稼祥。岂知乐育学校在稼祥入学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学潮，学生一怒之下烧了教堂。
乐育学校的所在地南陵离芜湖不足200里。党的一批早期党员张秋人、高语罕、沈泽民、薛卓汉等人，都曾在芜湖传播过革命思想。1922年1月，芜湖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不久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播下了革命种子。1921年初，恽代英同志身背小包，脚穿草鞋，分别在赭山五中和芜湖二农作了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的演说，号召学生“到社会上去，到民间去”。在他的号召下，师生们自动上街检查和焚烧日货，在全市范围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群众运动。其后，芜湖各校纷纷创办各种夜校，帮助工人、店员及其子弟学习文化，灌输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道理。
芜湖学生运动和乐育学校教堂的被烧，点燃了王稼祥心头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之火。他拒绝基督教的入教洗礼，想到芜湖上学，接受新思潮的熏陶。1924年，他以优秀的成绩免试升入芜湖圣雅各教会中学高中部。
他进校没几天就给小学同学、好友王柳华写信：“故乡已别，学校复现，那高高的西式楼房，还是巍巍地屹立在狮子山巅。我想我们到学校来，也无非是想得点知识，求点真理。若说为饭碗，而离开这亲爱的家乡，那恐怕不值得吧？” 他目睹国势日危，关切民族独立，犹如雄狮在狮子山巅呐喊：要做“20世纪的新青年”，“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 二十世纪的新青年
创办于1910年的芜湖圣雅各中学，在王稼祥入学时有4至6个班级，每班60人左右，共有学生两三百人，中外教员各占一半，校长、牧师都是美国人。学费很贵，每人每年收100元。但穷苦子弟不仅可以申请减免，而且还供膳食，此外，学习成绩优良者，毕业后还由学校保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条件是必须信教。
18岁的王稼祥各科成绩突出，宁愿交纳每年100元的学费而拒绝入教，因为他有自己的理想。
芜湖长街有一家科学图书社，专门出售进步书刊，王稼祥常常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出入其店，购买进步书刊，珍藏于枕套，躲避校方的查禁，秘密阅读。
不少穷苦学生为了读书违心地信教，但对稼祥很佩服。不过当他们看到稼祥曾通宵达旦地读完了瞿秋白的文章《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时，有些同学便觉得这类理论书没味道，对他的举止很不理解，稼祥说：“怎么没味道？看了叫人明理开窍，不就是味道？”
自学了很多进步文章的王稼祥，开始分析周围的一切，尤其是自己熟悉的青年人。他立志为谋求人类的幸福，去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在
王稼祥没有“说大话”，于1924年底他掀起了学校中罢考的风潮，这是他进行爱国反帝斗争的初步尝试。
1925年，他“阅读了图书馆所有的有关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在书店买到的《新青年》、《向导》和《中国青年》”。这一年，他19岁，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在爱国反帝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圣雅各这样教规森严的教会学校也闹起了学潮，一向文静好学的王稼祥竟是带头人之一，这使他的父亲王承祖震惊万分，这时，稼祥小学时的英文老师查文梅喜爱稼祥的品学才貌，要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王承祖一心要管束住儿子，乘稼祥寒假回家，在1925年春节威逼儿子与查瑞玉成婚。 稼祥拒绝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小心地指出父亲这样做完全是旧礼教、旧思想。父亲动员了稼祥的叔伯姑婶以及两个姐姐，轮番劝他服从父命。最后迫使他就范的是母亲的眼泪。她既同情儿子，又难违夫命，整天不思茶饭。“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母亲，稼祥成了几千年旧礼教的牺牲品。
回校后，对于这次婚姻，他万分痛苦，认为“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他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我要解除包办婚姻”，他以为总可以收点效果，哪知反招纠纷，堂叔王惠周听说了这信的内容，立刻写信把稼祥父亲大大地谴责了一番，又讲了王稼祥的许多不是。不过王稼祥也回了一信，大大地辩驳了一下。
王稼祥写信给王柳华历述包办婚姻的痛苦，决意挣脱封建枷锁，但他又同情大自己两岁的查瑞玉，认为“在今日的社会，妇女被离弃了以后，是极痛苦的。嫁人吧，没得人要；自立吧，没能力。”他在准备抱“独身主义”抗议封建礼教的同时，也不无痛楚地关心瑞玉，说“离婚后，她的生活，我仍然是要代为维持的。在名义上，她还是个未被离弃的女子，可以不致招旧社会的呵斥。在生活上，她有了我代为维持，也不致有什么困难。她假若愿意再嫁，我自不干涉，她能独立，我自不多事。这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查瑞玉于1925年冬产后病逝。
生活的坎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并未使王稼祥屈服。他曾为自己的不幸婚姻痛苦，又逐渐地为同代人的命运痛苦，将目光、将身心投向社会和政治，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说：“自然对人的不平等，夫复何言。我不是堂堂的人吗？为什么落入这可恶的环境呢……”“你不赞成我独身。不错，我自己也不赞成独身，但是自己的环境和社会的制度，把我逼上这条路，不由得我不赞成了。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把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尽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要我不顾廉耻，抛弃人格，到社会里去鬼混，我又安心不下……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
一声长叹“唉”！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19岁的稼祥将革命作为终身寄托的思想过程。稼祥并非盲目“说大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庄重宣告的。王稼祥勇敢地走向斗争的前列，从此厉行革命，终生不渝。
王稼祥和芜湖爱国反帝学潮
圣雅各学校规定神学、圣经为必修课，不管教徒或非教徒，礼拜天一律进教堂做礼拜，饭前、饭后要祈祷，考试又极其严格。除寒暑假外，平时一律不准外出，不准男女学生在一起交谈。校方与家长建立了通讯联系，学生稍不如意，立即写信告诉家长，促其管教。这些所谓严格的校规，曾赢得一些家长的称赞。学生中除一小部分人甘当“好学生”外，大部分人不满意校方这种严格的管教。
1924年底，学生为了表示不满，曾拒绝参加期终考试，不进考场。初步显示了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力量。但是这一学潮，毕竟还是自发的、盲目的，没有很好地组织行动，经不起校方软硬胁迫，不久，学潮便销声匿迹了。当时校方对学生采取的手段是：一方面宣称即日起进行补考，补考及格者继续升学，否则开除学籍；另一方面，又暗中降低试题标准，让大家都能及格，这样，学生就陆续被其分化了。
王稼祥平时文质彬彬、沉默寡言，讲演时却激情奔放、极有感召力，使同学们格外惊叹和佩服。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悼念中山先生呢？为什么对他的逝世感到如此之悲痛呢？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吗？是因为他当过临时大总统吗？不是。古往今来，多少个去世的大人物，多少个去世的政治领袖，并没有赢得人民的敬仰和拥护，人民并不悼念他。而中山先生，却有全国上下群众为之哀悼，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为我们民族的自由独立，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坚强地奋斗了终身，他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中国之改造，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为人民造福的人，才是最伟大的，才能得到人民真诚的拥戴和敬服……中山先生的遗言讲得很清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奋斗什么呢？革命要革什么呢？中山先生在他的《北上宣言》中讲了，就是对内要推翻军阀，使曹（锟）吴（佩孚）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承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从听众的热烈反应中，稼祥也感到自己具有出众的口才，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乃至政治见解感染听众，从而更加坚定了改造中国的决心。
王稼祥和圣雅各中学师生组成的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自治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团结起来，奋斗救国！”
过了十几天，又逢五九国耻纪念日，稼祥又和同学们停课一天，列队走出校门，汇入全市各界的爱国洪流。
五九国耻日的示威游行是芜湖爱国反帝学潮的爱国日。斗争先在石桥港圣雅各初中开始。自11日晨，全校大多数学生拒绝做祷告；“13日晚祷告，全体顿足，地板轰作雷鸣”。他们还正式向校方提出了4条要求：学校的各项活动应向省教育厅立案；取消校方设置的圣经课；取消每天的早晚祈祷；取消每周做礼拜的制度。
教会学校向来不归我国教育部门管，对于这几条要求，校方拒绝接受，并于18日这天请镇守使公署的参谋长及巡官、军警来校，开除带头闹学潮的甘天沐、孙佐华、江图瑜（又名江去疾）、宫成栋、宋治家等学生。
也就在这天下午，狮子山圣雅各高中部学生行动起来了。王稼祥建议斗争不能仅仅一哄而闹，要各部和各班同学之间建立联系，交流思想和情况，统一行动、团结一致，他从枕套中抽出几份《非基督教特刊》让骨干学生阅读，借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减少盲目性。《非基督教特刊》是共产党人创办的《觉悟》杂志的附刊，其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中国基督教徒应该觉悟了》、《基督教是“平等”和“博爱”的主义吗？》以及《一个教会学校学生写给友人的信》、《我在教会学校之经过》，王稼祥都认真研究过。这些文章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侵略我国的罪行。
美国人校长蓝斐然十分恐慌，即令当天全校提前放假，告示一出，全校哗然。稼祥和另外几位领头同学碰了头，当晚在饭堂召开学生大会，向校长提出2项要求：将圣经课改为自由选学课；做礼拜和作祈祷由学生自由参加。
王稼祥等人很懂斗争策略，两项条件并非苛刻，能团结信教同学。大会推选12名代表，由其中2人出面向校方交涉，稼祥是其中之一。
蓝斐然拒绝接受条件，再次强令学生放假离校。
于是，全校哗然，学生们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并作出3项决议：全校学生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不离校，由学生自治会统一组织自习和各项活动；推选王稼祥、戴传霖和王世梁等4人为代表，到芜湖教育局说明罢课理由并陈述学生要求，以争取教育局支持；以圣雅各中学全体学生名义，致函当地报纸，将学校风潮真相公之于众，并要求报纸给予舆论上的支持，进而取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援助。
校方当权者不甘示弱，连夜通知学生家长，威胁要将闹事学生开除。稼祥针对校方的阴谋，在学生自治会上提出两点，一是加紧与外界的联络，团结各界同胞和各校同学，尤其是芜湖其他教会学校，争取获得声援和帮助；二是走访本地学生家长，发信向外地学生家长解释学潮的根源，揭露校方诡计。他们的活动取得成效，芜湖的萃文、育才等教会中学学生纷纷罢课，掀起了全芜湖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同时，皖省学联专门派出3名代表来芜湖支持圣雅各中学的斗争，上海非基督教同盟派代表到圣雅各中学发表支持演说。
这场斗争的声势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地方党组织很重视，派安庆党组织负责人薛卓汉，以安庆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身份赶来芜湖直接领导这次学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下，圣雅各中学联合芜湖各教会学校，于
稼祥去安庆的路费是他从生活费中节省的。在向省教育厅送交芜湖教会中学500人左右的退学一览表、交涉解决学生转学证书的同时，他没有忘记鼓励战友们。他发回电报说自己一定不负众望，将“竭力坚持，以期此事必得美满之效果，方可免外人五分钟热度之耻笑”。
他的信更是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必胜信念，他说：“祥等与教厅再三磋商，转学一事已获许可。现厅已通令全省各学校，准收我辈失学学生……祥等现与保罗（安庆教会中学）同学，组织一安徽反对教会教育联合总会，祥等回芜后，再组织分会，由芜湖各校担任之……祥寄身皖城，不能与诸君共商一堂，为憾之至。但回首以往，颇觉愉快，脱黑牢而入天堂，弃黑暗而受光明，前途绵绵希望已临，诸君闻之，定拍掌道欢，抚心而笑，翘首东望，诸君勉之。祥当努力直往，决不中馁，想诸君定能信任也。”
这一切，使青年王稼祥进一步看清了“改造社会，这是历史和社会给予当代青年的重大责任！”
在莫斯科研究革命理论
王稼祥被开除学籍回乡后，并没有消沉，他违背父亲要他去南陵经商的命令，在母亲和弋江镇商人董恕斋资助下，偷偷地到了上海，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很快就成为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不到一个月，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时在
1925年10月。
此月下旬，上海大学附中部主任侯绍裘代表组织找王稼祥谈话，传达了党组织派王稼祥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意见。
王稼祥十分激动：“我去，为了革命，再苦再难，我也不怕！”
中山大学前身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校舍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对面就是闻名的皇家大教堂。开授的课程很多，有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以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主要教材的列宁主义理论，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苏联及东、西方各国的革命史、唯物史观等。中山大学的校长荻拉克讲授东方革命史，当讲至太平天国一章时，则改由斯大林亲自讲授，该校还开设经济地理学和军事知识课。第一学期用一半时间学俄语，并要经常到校外去作实地考察、参观学习。这对于一向如饥似渴勤奋求学的王稼祥来说，正是如鱼得水，他因读书过多，带上了近视眼镜，因他英语基础较好，学校将他同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的张闻天、沈泽民和吴亮平等同志编为英文特别班。这个班只有11人，是第一批学员中的成绩佼佼者。王稼祥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直接阅读列宁、斯大林的原文著作，便在听英语课的同时，常拿俄文原版理论书同其英文版对照学习，很快就掌握了俄语。
从1926年开始，学校分配他当英文和俄文翻译，据师哲回忆，“那时（他）似还不满20岁，但在学习中严肃认真、埋头攻读、细心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确使大家钦佩。”“他翻译的技巧较好，文字通俗、流畅易懂，颇受各校中国学生的欢迎。至少当时与我一起的同学都是喜爱阅读王稼祥的译著的。”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并乐意帮助别人。伍修权回忆说，稼祥回忆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他这种刻苦自学并且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我的思想曾经有很大的触动和影响。稼祥同志奋发学习，自强不息，终于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在第二季度的学习期间，他是我们班上正式的英文和俄语翻译，在学习上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在莫斯科，王稼祥系统地学习了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却没有忘记将自己的收获告诉国内青年朋友，启迪他们抛弃“实业救国”的幻想，投身到政治革命中去（这些信件，其中一部分由王柳华千辛万苦地保留下来）。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写道：“赤旗盈空，雪天万里，把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工农的生活，非常平安，普通工人每月可得薪水四五十元，而官厅最高官员月薪亦不过200元，这可见苏俄人民之平等了。“苏俄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极其注意，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青年，表示出十二分的欢迎。我曾参加过俄国工人庆祝1905年（革命）的纪念会，在谈话中，在讲演中，都表白他们十分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来日（与）苏俄携着手，共同去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
他在另一封信中对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状况分析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日日向中国进攻，直到现在中国已完全被帝国主义所统治，于是中国的群众，也天天受帝国主义所剥削，生活日坏一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保护经济侵略，不得不有政治上的保障，于是遂帮助中国军阀，你打我，我打你，以保持自己势力，压迫中国的革命运动。”“只有用革命推倒帝国主义不可。要革命必须有组织的政党来组织民众不可。”“中国共产党，头一步是与其他的革命阶级联合，以图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建立独立的国家，而后再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至此，稼祥在圣雅各中学为之终生奋斗的寄托才有了真正的革命内涵。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中山大学的学生对此反响很大，消极的有，急躁的有，冷静思考的亦有。王稼祥属于后者。他在和同学们讨论时说：“一定要好好找到失败的原因，不能只怨天尤人，更不能重蹈覆辙，要败而不馁，再接再厉，一面努力争取胜利，一面准备接受考验，特别是失败的考验！我以为这才是一个革命者的正确态度。”
1927年底，王稼祥正式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1928年初，他被批准为苏联共产党（布）的一名中国籍候补党员。也就是他入党时，他襟怀坦白地向组织说明了一件已无人知晓的事，就是他来苏前夕，侯绍裘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叫稼祥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员都兼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但在四一二国共分裂后，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羞于承认自己是双重身份。稼祥的说明乃至他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均未造成入党的障碍。
40年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坦诚地回忆说，我“为什么迟至1928年才转党呢？因为按照当时联共党章规定，凡是非工农兵的职员成分的人要转党，必须有5个5年以上党龄的党员介绍才能入党。由于（中共）旅（莫斯科）支部（被）取消了，我只能请求加入联共，当时中国人党员都没有5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可做介绍人，而在更早的时间内由于俄国党员不了解我，所以迟至1928年2月才加入联共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为2年，介绍人为西方史教员米洛谢夫斯基，中大校长米夫和党史老教员、1905年的党员乌拉索瓦，再有党的支部书记柏尔曼，其他一人现在记不起来了。”
王稼祥入党后学习更加勤奋，不久便和张闻天、沈泽民一起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后，认为无产阶级也应当有教授，这个红色教授学院是当时苏联学术界的最高学府，出来的学生就是教授以至院士，学生入学前须经极严格的考试，而且要求考生必须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还要有几年以上党龄和革命经历。学院对稼祥破格录取。
从1928年至1930年，稼祥一方面在红色学院深造，一方面又在中山大学教“中国问题”课。他研究了中共中央特别是党的六大文件，结合许多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分析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实质，向共产国际等有关方面提出对陈独秀右倾理论性批判的专题报告。
那时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中，以王明为首的少数人把持着旅莫支部（亦叫支部局）。旅莫支部虽是党内秘密组织，但权力很大，不仅管中国学生中党、团员的思想、学习和生活，而且派党、团员回国都由他们考核、提名。支部局被受斯大林信任的米夫副校长控制。校长荻拉克曾认为支部局的组织有问题，决定解散（他于1926年变成托洛茨基派，被停职、充军到西伯利亚）。米夫升任校长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后，想通过支部局掌握中共党、团员，进而控制中国党，他将取媚于他的王明、博古等人捧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
支部局很左，主要错误是轻视甚至反对党员的理论学习；家长制作风登峰造极，在党内组织生活中不谈政治思想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提倡党员之间互相打“小报告”；“打棍子”、“扣帽子”，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王明是安徽金寨县（原属六安六区）人，和王稼祥是大同乡，他见稼祥成绩好，在学生中有威信，又很受苏联领导干部器重，既嫉妒又想拉拢他。早在稼祥入党以前，王明就对稼祥说，要不是找不到5年党龄的人介绍你入党，你早就是党员，并且是我们支部局的负责人了。稼祥入党后，王明又主动和他亲近，说他精通俄文、英语、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是少有的人才，要他到支部局工作。稼祥却认为支部委员应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个人指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不但拒绝了王明，还提了3条实质性意见：其一，加强与国内特别是中共中央的联系，及时传达党的文件，通报国内、党内情况，使我们的学习更切合国内斗争的需要，并学会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国内发生的现实问题；其二，加强对同学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再“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甚至“告阴状，诬陷人”了；其三，支部局在组织上属于苏联共产党，但在思想上仍应属于中国共产党，应该服从于中共中央和国内斗争……王明粗暴地打断稼祥的话，抛给他一顶帽子：你小心步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之中。
1927年1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组成视察团，到中国视察党、团、工会、妇女4个方面工作，团长米夫不懂中国话，配备了4个翻译，其中就有王明。按翻译水平，王稼祥是很够格的，但他对米夫敬而远之，从不多说一句话，而王明虽然口齿不清（大舌头），但俯首恭顺，很得其欢心，米夫从此看中了王明。
据杨放之回忆，“以王明为首的少数人，有一种反瞿秋白等领导同志的思潮”，而王稼祥“同王明根本不同，他完全没有王明那种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态度，而是很谦虚地、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讨论问题。他对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等同志是很尊重的。稼祥同志一生在革命事业中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党忠诚，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清醒沉着、明辨是非，在苏联求学时期，就已经初显轮廓了。”
自1927年12月苏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清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定后，苏共党内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学生的大部分提出要反对校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米夫的领导，而支部局的一些人明确表示拥护米夫。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造成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人表态支持多数学生。王明等人根本不把中共中央代表团放在眼里，先发制人，说有人组织反党活动，有小团体、小宗派。不久，苏共中央监委出面干预，派人来校支持支部局的领导。接着召开全校大会，同学们就是否改选支部局等问题展开辩论，争论不下，只好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局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半”（1942年全党整风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同志分析认为，其实还有一个党员，年龄较小，观点比较动摇，能算半个。所以，才有所谓二十八个半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之称）。
王稼祥也被列入这“二十八个半”之中。但他被王明等人视为“书呆子”，并没有参加王明小宗派的任何阴谋活动。 年轻的王稼祥当时崇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崇尚斯大林。而那时斯大林很信任米夫。王稼祥后来解剖和批判自己道，“我们这批人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内没有参加什么实际斗争，根本谈不上同工农相结合，而在苏联读了几年书，于是乎自以为学到了马列主义，骄傲得了不得，而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所器重，这就是教条主义宗派在莫斯科形成的开始”。
这期间，在个人生活上王稼祥也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不少苏联姑娘热衷于献身“世界革命”，主动找在苏联工作和学习的外国青年恋爱。稼祥风华正茂，被一个在中山大学共青团支部任秘书的苏联姑娘看中了。稼祥和她在一起工作过，在热心者的支持下，他们在红色教授学院结合了。同居后，稼祥才感到对方的献身是盲目的热情所使，常流露出一种大民族主义情绪，便很快与其友好地分手了。稼祥将房间让给女方，1930年2月回国时，又将自己的衣物书籍由米夫转给她作为纪念。
苏共1929年的大规模清党，中山大学学生也被人人过关，出身不好的需做严格的检查，受到无情的批判，有的被发配或遣送回国，还有的甚至下落不明，王稼祥对此极其不满。他深感脱离中国革命实践是痛苦而没有出路的，决心告别这两年无意介入而又不免卷入的政治漩涡，于1929年底找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迫切要求回国参加实际斗争。终于他在第二年的3月经巴黎中转回到上海。
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王稼祥和同时回国的何子述一直等到1930年的
王稼祥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埋头工作，兢兢业业。《红旗日报》是3天一期的党内秘密刊物，《实话》报则是半公开的我党联系并引导群众的重要舆论工具，他既要撰文又要编发。党的六大后，蒋介石忙于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混战，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白区的革命也很有起色，党员数量不断增长。这时，共产国际又连续对中国共产党作了些左的指示，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不愿做具体扎实的工作，企图一举取得全国胜利，
王稼祥虽曾奉命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李立三的鼓吹“中国革命总爆发”的文章，但善于思索的他又深深感到不安。六大决议曾将瞿秋白提出的“城市暴动论”，作为左倾盲动主义，仅此一年，国内情况并未根本改变，现在又提出夺取中心城市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怎么可能呢？他在编报中获悉，各地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和城市中的大罢工连连受挫和惨遭镇压，他不能再忍耐了。
这时，王明和博古找到稼祥与何子述，要他俩在几天后的中央机关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其实，前不久王明的观点甚至比李立三更左，他曾到处鼓吹“工农兵武装暴动”和“赤化全中国”，“是全中国工农群众的迫切任务”。现在，王明听到许多人面对惨重失败十分不满，尤其是发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伯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不满李立三，便摇身一变，又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
政治讨论会那天，诚实的王稼祥以商讨的语气提出了对李立三路线的不同看法，特别提到列宁对把暴动当儿戏的批评。当时，李立三很恼火，但又无言以对。王明照套共产国际的几个文件内容，说什么中国党“特别是要反对右倾”，而李立三不是左了，恰恰是太右了，要将反右倾的斗争，深入到每个支部和基层干部中去，等等。
会议不欢而散。几天后，中央对王明和博古处以留党察看，对稼祥和何子述处以严重警告。同时，调王明去中共江苏省委分配工作，博古调工会，何子述去天津工作，稼祥派去香港作党报记者。
王明赖在上海拒绝去江苏，何子述去天津后牺牲了。王稼祥去香港后在李富春同志指导下，又忘我地投入党报工作。
1930年9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主持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10月，王稼祥受党的南方局指派到上海送交中央一笔款子和几份机密文件。瞿秋白代表中央留他继续主编《实话》报，回中宣部和党报委员会工作，并指出立三路线对稼祥的处分自然会撤销，要他把自己对立三路线的意见写出文章来。王稼祥在《实话》报上连续发表了《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中国革命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李立三的路线》、《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我们需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等文章。在稼祥埋头写文章的同时，王明凭借米夫的支持，大肆进行反中央的夺权活动，他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面目上下奔走，四处演说，先是支持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三中全会，后又连李立三带瞿秋白一起反，说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和“小团体”等错误，是“两面派”。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错误的报告》，致使李立三去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检查，不久瞿秋白也受到批评调离中共中央机关。
王稼祥也参加了四中全会并发了言。他说，立三路线应该反对，但无视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规定，进行了不正常的非组织活动，也是违背党的原则的。他坦诚地批评了自己和王明、博古的那次非组织会议。他还点名批评王明说：“我们受到党纪处分以后，尽管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作为党员个人，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却必须坚决服从，这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纪律所必要的。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每个党员的起码义务，可是王明同志却不是这样。他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不接受新分配给他的工作，甚至躺倒不干，不断和一些同志在一起发泄不满，我认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应该引起党特别是他本人的注意。”
王明对稼祥在大会上这段大实话的恼火可想而知，他咒骂着这个“书呆子”，要立即“反击”，却被米夫制止了。米夫劝王明拉住这个难得的人才，不要闹翻了。
王明上台后，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连中共中央机关也无法在城市里生存。王明经不起国内革命斗争的艰苦，不愿去根据地担惊受怕，利用职权于1931年9月去莫斯科当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长，而将中央书记的宝座让给博古，但条件是听他在莫斯科指挥。可笑的是长期追随王明的博古，是个性格直率的人，心计哪能比得上王明，竟然应承下来，并真的照章办事，在“临时中央局”领导时期，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随王明之后赴苏的副团长是康生。此人可谓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色龙，在短短几个月中三易主人。立三路线时期，他因紧密追随，当上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就是由他提出并执行贯彻的。瞿秋白主持工作，他反戈痛斥立三路线，又当上了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王明上台，他在四中全会前就看准风向，积极张罗为王明等人撤销处分，再三献媚讨好，跃升为中央组织部长，打击和排斥不肯屈从王明路线的同志，致使很多好同志死在他的明枪暗箭之下，因而他被王明封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
康生也曾讨好被米夫重视的王稼祥，却被王轻视，暗恨不已。
王明、康生逃避国内革命，而王稼祥经过深思熟虑，却要去红色苏区经受武装斗争的考验，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在火与血的奋战中“实习革命方法”。
1931年4月，他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加上两个国际驻华人员，作为中央代表团离开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
王稼祥于4月16日来到江西宁都县的青塘。这时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稼祥正好赶上筹划如何粉碎即将开始的敌人第二次围剿。本来，中央代表团是来这儿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来加强以至控制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结果，作为“钦差大臣”之一的王稼祥虽然也按组织原则执行了中央交付的某些任务，却并未成为王明等人的忠实代理人。
王稼祥到苏区不久，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分工为政治保卫处长，后接任原由毛泽东兼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并任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这期间，他同毛泽东多次彻底长谈，逐渐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毛泽东还为此书写了一副对联，以示红军的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几十年后王稼祥回忆道：“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尽管王稼祥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出于通常的组织纪律观念执行过王明左倾路线，在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组织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政治主张还理解不了，甚至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但他在毛泽东挨批受压时，也不同意对毛泽东的不公正处理，并赞同1931年12月底来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意见，仍让毛泽东参与中央局和对中央红军的领导，私下里仍和毛泽东亲近。半年前，李立三被撤职，情绪不好，王稼祥也不像很多人那样弃而远之，反而多次劝他振作起来认识错误。
12月，由于王稼祥的精心指导，蒋介石收编的二十六路军于江西“剿共”前线的宁都起义，1.7万多人参加红军。为此，王稼祥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就宁都起义联合发表了《告全国士兵书》。宁都起义对第三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对以后的统战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1932年2月初，三军团及五军团一部，奉命对赣州攻击，血战月余，不克，我军损失重大。毛泽东在开战之初，就明确表示这是不现实的。稼祥开始赞同毛泽东意见，后来顶不住，只好又一次屈从了左倾路线。几十年后，他沉痛地说：“我犯了一个攻打城市赣州的错误，当时大家都赞成打，我也同意，红军武装条件差，缺衣少食，打下一个城市多好啊，红军可以过暖衣饱食枪炮多的好日子了！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幼稚啊！”其实，攻打赣州失败后稼祥即以总政治部名义于1932年3月下发了《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其教训的训令》，又于同月在军委机关报《红星报》第12期上发表《围攻赣州的教训》一文，指出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他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预见和指挥是红军胜利的保证。
赣州撤围不久，蒋介石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临时中央仍在弹立三路线的老调。面对复杂的政局，
当时，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后来赶到宁都，采取了与稼祥同样的态度，据理力争，坚持提出，一方面军总政委还是毛泽东，自己只当代理总政委，并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了中央。
毛泽东离开前方，仍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临行时对稼祥说：“你和我是少数……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不然你就同我一样，也成了右倾主要危险人物了。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右的……”
此后，王稼祥总是不顾个人得失，竭力消弭左、右倾路线的危险，解救一些遭迫害的同志。
1932年7月，敌人全面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周恩来、朱德以及王稼祥等同志指挥下，又取得了胜利，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中央苏区形成横跨湘、赣、闽、粤4省近30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的红军部队发展到30万人左右，全国党员也达30多万。1933年秋，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发动百万军队的第五次大围剿。据邓飞回忆，“蒋介石把前四次围剿时采取的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改为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战略战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作战方针上，反对游击战、运动战，主张正规战、堡垒战，甚至把必要的、避开敌人锋芒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致使许多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处分。”当时（11月），邓飞在粤赣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就被扣上“右倾退却逃跑主义”帽子而撤职，等候处理，王稼祥使他免于党内处分，留在总政当巡视员。解放后邓飞还感激地说，“在左倾路线猖獗的情况下，稼祥同志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保护了不少干部，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1934年1月，王稼祥收到一件苏维埃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面判决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他成为博古、李德杀一儆百的“违抗上级命令和退却逃跑”的“军事犯”，已经被撤职逮捕，开除党籍，判处徒刑，甚至有人还要处之以极刑，不准上诉。稼祥拒绝签字，以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名义退回了判决书。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下，萧劲光才免受了更大的冤屈。
早在1933年夏，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以大反罗明路线迫害支持毛泽东并主张实事求是的同志。他们将原来担任江西会昌、寻乌和安远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以及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诬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宣布撤职，当众缴枪，连续批判斗争，还准备开除他们的党籍，给予更严厉的处分。当时，王稼祥虽与邓小平没有深交，但佩服他的才干，便强行要求博古将邓小平调到总政担任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又将自己的警卫员唐继章调给身体欠佳的邓小平。其实，当时稼祥重伤未愈，多么需要勤快又体贴的小唐啊！
1933年4月，黄陂大捷后，稼祥在安乐县谷冈村主持召开一个战前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萧华等参加了会议。这时，敌机来轰炸，稼祥考虑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安全，抢先冲到门外，挡在周恩来前面，被炸弹伤了右腹部，左肠骨窝也中了弹片，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极其严重。由于瑞金红军总医院条件差，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无法动大手术，弹片穿肠造成污染，引起右下腹的局限性腹膜炎，只能将橡皮管子插进伤口排脓。
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王稼祥常常靠在枕头上批阅文件、找人谈话。从他主持总政工作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起草、签署、发布的文件、训令、工作报告、会议讲话和写的文章多达七八十件（篇）以上，有的长达数万言。其中《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团政治工作员工作须知》、《连政治指导员工作须知》等，健全了红军政治领导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中央工委会总政治部给三军的一封指示信》，有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支部工作指示信》、《支部工作纲要》及《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加强了党支部建设，健全了支部工作和支部生活，使党支部领导重视“以身作则”，成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地方工作的训令》、《给各级政治部的一封信》，使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斗争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加强了军民关系，保证了给养补充、红军扩建，这是红军发展的根本保证。《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训令》、《关于在敌军中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在对敌政治工作中瓦解敌军，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比井冈山时期采取释放俘虏、医治敌伤员的方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王稼祥领导下，红军各级政治部办起了干部训练班，总政治部则开办师一级干部的“研究班”，因而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不论红军伤亡多大，干部队伍终是后继有人。对于红军干部和战士的政治素质提高，王稼祥认为首先得从提高他们的文化入手。一到苏区，他便抓住不放。1933年8月，在他主持下，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下设编译委员会、政治读本委员会、教育计划委员会，并作了《红军中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报告。他教育红军指战员尊重知识分子，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几个敌军的电台机务人员被我军俘虏，在稼祥的关心和教育下，他们自愿留下来。我军著名的通信专家王诤、医生王斌，都因以在战争中和建国后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革命传统，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发扬。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在这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上，他和周恩来一起被推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朱德仍为军委主席。
同年2月，在瑞金召开了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王稼祥带伤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大家都明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可能达到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王稼祥在实践中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被我党很多革命家肯定和引申过。
五中全会后，博古、李德仍把持着党中央，王稼祥深为忧虑。他是坐着担架来会场听几个主要报告的，他当时没有力量去与博古、李德对抗，加上工作繁忙，伤口恶化，引起急性腹膜炎，一时昏迷不醒，多日高烧40度。不做手术，不打开腹腔放脓就有生命危险，而当时的苏区，连手术必需的麻醉剂都没有。但是，王稼祥不愿拖下去严重地影响党的工作和自己的活动，万一能根治可为党多做些工作，坚持不上麻药开刀。
医生们十分感动，有的说：“首长，你疼时，喊几声，骂我们几句，都可以，没有关系”。手术8小时，稼祥疼得昏迷几次，没有呻吟一声，更没有骂人一句。天黑下来，没有灯光照明，找不到化脓的灶点，年轻的医生们急得几乎哭泣。眼看稼祥奄奄一息，只好停止手术。
手术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连同博古都来了，手术室里里外外站满了人，人们都惊叹稼祥的坚忍的意志。他们从心里赞叹稼祥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
幸亏留了排脓口，稼祥第三天活过来后，脓水竟奇迹般流了出来。他又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开始了长征。
那时，他刚满28岁。
遵义会议前后
王稼祥是从病床上被抬上担架参加博古和李德所谓的战略大转移的。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指挥下，一开始的长征完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转移的目的和去向连一些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撤离苏区的红军拖拖拉拉长达180多里，惨遭敌人的夹攻堵击，过至湘江时，8.7万人马只剩下3万人，于是建制被打散，军心大乱，连博古都想用手枪自杀。
这次大转移，博古等人本不愿带毛泽东和稼祥走，经许多同志力争，毛泽东才没有被抛下，而毛泽东又为稼祥争辩，在关键时刻使稼祥得以随军行动。胡耀邦曾说，早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稼祥积极反对错误路线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已同王明路线划清界线了。此时，他和毛泽东在长征一开始就成了同一战线上的战友。路上，稼祥尽量坚持自己行走，逼不得已才上担架。毛泽东因病也坐担架，他是博古眼里的“加里宁”，有职无权，行动自由，便常和稼祥同行，共商党和红军的前途大计，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摆脱险境。当时，敌人已发觉我军想北上与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正在调集十几万兵力，设下5道封锁线，布下口袋欲一举围歼只剩下3万人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而博古、李德固执己见，一味要闯进敌人包围圈。
稼祥赞同毛泽东的乘虚而入，西进贵州的主张，并以此争取了张闻天。对此，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曾亲口对我讲过，稼祥同志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是和他接近的。”稼祥还对聂荣臻说，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聂荣臻回忆说：“他（王稼祥）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王稼祥对博古、李德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长征中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长征开始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几乎都参加了，并积极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方张，以自己的智慧参与重大决策，坚持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毛泽东曾说过：“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周恩来也曾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即张闻天）的支持”。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住在遵义新城的一个小军阀家。王稼祥和毛泽东同住楼上，张闻天住楼下。他们3个月来已形成了中央又一个“三人团”。原有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央领导核心“三人团”，因为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实际上再也左右不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了。在稼祥的倡议和周恩来、张闻天的支持下，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一次高级会议，审核黎平会议并认真研究确定党和红军今后的路线，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实际上也就是清算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为此，在博古准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报告的同时，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也在深入而紧张地研究驳斥博古的“反报告”。这个报告由毛泽东提出提纲，3人逐条讨论、补充、修订，因为稼祥重伤在身，便由张闻天执笔写成。
在博古的总结报告和周恩来的军事补充报告之后，由张闻天按那个“反报告”提纲发了言。紧接着，毛泽东站起来分析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实质原因是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话音一停，王稼祥立即站起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
因此，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这样评价王稼祥：“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一再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是“关键的一票”。
陈毅在党的七大期间还以一段比喻评价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功绩，他说：“楚汉之争时，韩信是一个要人。韩信归汉，则汉胜；韩信归楚，则楚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是在红军危难之中义无反顾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他不像康生几个月内可以三易其主，他是个实在的不断探索真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诚地对待自己，真诚地对待革命。在他的遗稿中有这么一段话：“人们往往谈到遵义会议时就提到我的功劳。但是假若没有王明在四中全会的夺权上台，便不会有遵义会议。所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主席的一票，那只能算是赎罪，即赎四中全会上参加了王明宗派的夺权，及其以后在各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极大的罪过。”他手稿中“投了毛主席一票”的后面，原来还有一句是“多少算是功劳”的话，却被王稼祥删去了。他和朱仲丽结婚多年，也从不提起这一功劳。
这就是王稼祥，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战友不会忘记他。胡耀邦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孜孜不倦地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稼祥同志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并且帮助毛泽东同志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因此，在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他发挥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后，稼祥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5年1月，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央和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王稼祥在两河口会议上，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只能北上，争取在运动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去消灭敌人，躲避斗争是错误的，他说：“蒋介石很机动，但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就能战胜敌人”。
为了维护团结，反对分裂，针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分裂活动，王稼祥受中央委托，和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以中央慰问团名义，深入四方面军，宣传北上的意义，直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中央决定。
会议期间，据邱仁华回忆：“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3点多钟。他们在里间房子里谈，我们在外间房子里等着，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
中央决定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然后会合巴西。
王稼祥在
俄界会议决定将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部队继续北上。
过草地时，王稼祥带头节食；爬雪山时，他坚持自己攀登，他既要协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决策红军命运的大事，过问总政治部的每一项工作，又要启发、教育身边的同志。当时，稼祥的身体是中央首长中最差的一个。据陈光远回忆：“在长征途中，我们用橡皮管子塞进（他的）伤口，在橡皮管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上纱布棉花，用这个方法使脓液排出体外，用棉花纱布吸收脓液，以减少发炎的机会，有时骑马和走路，橡皮管子就掉进伤口。”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王稼祥几乎是奄奄一息了。第二年的7月，名医马海德在保安给王稼祥会诊，他惊叹地说：“由于病痛折磨和营养差，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在腹部，伤口很大，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体温偏高。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给我介绍了长征的情况，印象最深的是他谈了很多，却对长征途中自己经受的千辛万苦只字未提。不久，组织上决定，他由贺诚同志陪同秘密去苏联治病。后来听说苏联大夫打开腹腔做手术治疗时，里面已化脓，且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子等遗物，真危险。”就在马海德为他会诊时，他还抱病写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中央决定将文章发表在
中共国际代表
苏联医生对王稼祥的会诊和手术是精心的。他们亲眼看到一个身高1.72米，体重只有
几天后，王明主动与稼祥会见，五六年来，王明先是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将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长的要职让给了康生，现在又升任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高于他的“恩师”米夫，他为此得意地对稼祥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此次，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稼祥严肃地指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希望王明最好能写出书面检查。王明百般抵赖，将责任推给他所遥控的临时中央。谈到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时，王明说，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要绝对听他的。稼祥认为，不要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不可轻信蒋介石之流，更不可丧失我党的独立自主权。面对原来左而现在右得令人发指的王明，王稼祥十分气愤，感到此人已是不可救药了。
鉴于稼祥的水平和国内威信，王明还是设法拉他，但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得逞了。对于王明邀请王稼祥一道会见斯大林一事，师哲回忆道：“虽然当时在莫斯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但他（指王稼祥）仍然是了解实际情况较多的权威人士。稼祥同志在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较详尽的报告后，王明又邀他一道去会见斯大林。在他们的会见中，斯大林问：目前中国红军队伍还有多少人员？稼祥同志答：还有二三万人。而王明立即“纠正”说：30万人。仅此一点，据稼祥同志回忆，已使他大为吃惊：难道可以如此虚夸？革命的实事求是精神哪儿去了？
1937年11月，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明带着康生，跟着国民党的军事代表团，乘军用飞机回国去了。他们在中共代表团实行左倾宗派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生活极不正常。许多同志，如杨之华、曾涌泉、孔原、夏采曦（王义）、申守义（王生）、吴福敬、欧阳新，都遭到打击迫害。这种迫害还同苏共内部肃反扩大化结合起来，造成一些同志被囚禁、流放，甚至生死不明。 王稼祥一方面处理被康生积压下来的大量文件、材料，一方面着手分析研究因王明、康生挟嫌报复而造成的冤案。这类冤案他处理了好几件，抢救和保护了一些好同志，其中就有反对过王明的孔原和曾涌泉。孔原同志因此回忆说：“1938年8月，（我）得以同曾涌泉、沈谷南、沈义等同志离开苏联回到新疆。如果没有稼祥同志的关怀援助，我真不知如何度过困境。我亲身体会到稼祥同志对革命的高度原则性，对同志的满腔热情。他对同志公道正派，敢于负责，善于调查研究，独到的思考判断能力，主持正义，不随声附和的气概，使我由衷地敬佩，永志不忘。”
王稼祥在接替康生工作后的出色表现，使变色龙康生忌恨不已。
1938年春，中央同意了稼祥渴望回国的要求，改由任弼时赴莫斯科接替他的工作。这期间，共产国际特意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专题讨论中国的革命形势。会议由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
王稼祥在发言中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稼祥的观点及其论述，结合任弼时的发言，以执委会名义发表了《五一节宣言》，号召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决议。决议由王稼祥亲自交中共中央。
会后，王稼祥还和季米特洛夫讨论过一次中国当时的国内形势，他十分赞同稼祥的政治观点，指示道：“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不过要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悲剧。”“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代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会前，王明担任长江局领导工作，他预感到由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对他不利。于是，他拒绝去延安，发电报给中央要六中全会在武汉开，会议由他来主持。遭到拒绝后，又给稼祥发了一份电报，要他迅速赶到武汉，与他商谈如何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稼祥当即回电道：“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对于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曾在1945年说过：“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诚然，这些共产国际指示的产生，是与王稼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分不开的。
抗战时期的理论贡献
六中全会后的元宵佳节，王稼祥和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朱仲丽结为伉俪。
1939年1月，王稼祥兼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秘书长是王若飞，委员有罗瑞卿、萧劲光、谭政、胡耀邦、柯庆施、郭沫若等。王稼祥主持的这一工作对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工委每星期开一次会，分工研究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王稼祥是个实在的中国革命家，不愿出头露面，也不大愿意多说话，兼了那么多职，工作那么忙，身体那么差，却有职必有成效。这正如陈云同志当时所说：“他工作忙，但不陷入事务主义，他能挤出时间看书，调查研究，掌握充分材料，然后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踏踏实实指导实际工作；二是写出理论著作。他的论著在抗战期间极为丰富，而且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王稼祥被中央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那时，根据中央分工，朱德在前方指挥八路军作战，刘少奇在华中、华北根据地，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局的工作。因此，在那四五年中，王稼祥是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和战友之一。毛泽东、朱德和他联名签署的电文指示，多以百计；由他为首或参加签署的军委总部和总政治部文件，数量就更多、内容更丰富了。此外，他还不断地为党报、党刊撰写文章，多次在延安的干部大会、群众大会、军政学院大会上作报告。
稼祥当时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有《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议的指示》、《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等等。
上面仅仅是稼祥为中央起草的几个最主要文件，他为军委、总政起草、审定和签署的就更多了，仅1939至1940年，就多至三四十件，其中最主要的有：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工作指示与训令》，总政治部关于新党员教育与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的两个训令，军委及总政《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关于对反共军宣传的指示》，《关于培养高级干部调训干部的命令》，《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关于大批收容俘虏及知识分子的指示》，《对敌伪军工作指示》，《对今后山东工作的指示》，《对冀中三次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对华中争取瓦解顽军的策略给新四军的指示》。
1941年至1943年，每年经他署名和起草、审定的文件更是多至三四十件。
这些文章的内容，从党的建设到军事部署，从政治思想到军事指挥，从巩固、增强党性到整顿与巩固新部队、教育新党员、收容俘虏和吸收知识分子，无所不包，丰富和积累了党的集体智慧，为党和军队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制定和确立了许许多多既有创见性又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1938年底，王稼祥对总政治部工作，提出要抓好两件事，一是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二是组织战地工作考察团。1939年1月，《军政杂志》创刊发行，毛泽东撰写发刊词，稼祥在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论文《论目前战局和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出现的一些新特点以及当前的主要任务，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可能与重大意义，提出坚持敌后抗战的5个关键问题，即坚持游击战、创立建设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扬民力和合理使用民力，整编整训部队，反对摩擦，加强团结。1939年1月，军委战地工作考察团在这两篇文章的指导下成立。考察团的一切工作又都是在王稼祥的实际指导下卓有成效地进行。4个月后，就产生了两份总结报告：《军委考察团在华北北线部队考察工作总结报告》和《军委考察团在冀中三纵队考察工作总结报告》，共计32万字左右。近两年时间，考察团在《军政杂志》及其他报刊上发表几十篇介绍经验、报道情况的文章，这些文章含有王稼祥的心血。他的理论著作和实际工作是分不开的。
王稼祥决不像林彪、康生、江青之流，为了篡党夺权而将毛泽东思想说成马列主义的“顶峰”，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此文发表后，中央将它列为学习参考文件之一。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1943年秋，王稼祥严重的肠胃病因过度劳碌，又复发，难以坚持工作，因而1944年没能参加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大会。但是，在研究了大会文件后，他分别于
毛泽东将王稼祥的两封信都印发给大会代表看了。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亲自向代表们作了解释，才选举为候补中委。当时，毛泽东强调说，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于是，在1945年6月，他只当选为七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会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等同志去看望王稼祥。他们发现，稼祥对自己落选并不介意。
摸索和总结城市工作经验
抗战胜利的喜悦使王稼祥激情满怀，抗战八年的艰辛，又使他病情加重，连连吐血。
1946年1月，为了便于治病，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共代表团的顾问，随叶剑英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到北平参加由国共两党及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可是，稼祥在医院被X射线烧伤了臂部。同年春，溃疡口恶化，被中央安排到解放区张家口的华北军区医院治疗。
1946年5月，毛泽东电示，由聂荣臻等同志负责安排，送王稼祥去苏联根治伤病。因朱仲丽是医生，便陪同前往。 王稼祥在苏联恢复健康后住在高尔基街的柳克斯旅馆。当他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被关在一家精神病院时，很是吃惊。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同志结婚，长征途中为掩护战友，体内留下17块敌人的弹片，1937年底到苏联治伤。她和毛泽东生的男孩在苏联出世后因肺炎死去，接着又听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消息，这位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革命家因此烦躁不安，伤病愈重，被苏联医生误诊为精神分裂症，连同她女儿李敏一起被送进远离莫斯科的精神病院，一待就是七八年。
解救贺子珍，必然会加剧江青对自己的嫉恨，这一点稼祥很有数。对于江青，他是了解的。江青在延安时的种种专横，稼祥因为敬爱毛泽东都谅解了。此际，正直的王稼祥明知会造成政治上的隐患，还是努力与苏方交涉，救出了贺子珍及其女儿李敏，并以电报详告毛泽东，要求将她们母女带回国内。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
1947年5月，王稼祥夫妇和贺子珍母女到达哈尔滨。同月，王稼祥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1948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当时东北局的主要成员是林彪、彭真、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伍修权等，干部阵容很强，但因为主要负责人是林彪和高岗，尤其是林彪总喜欢拉一帮人，打击排斥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内部分歧很大。当然，还有一个造成观点不一致的一原因：一些从老根据地来的同志，对城市管理还没有经验，由于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思想认识不一致，在城市政策上产生了分歧。
据钟子云同志回忆，分歧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进城后是组织市民和贫农以生产为主，还是以搞清算斗争为主？以生产为主带动政治斗争，还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这是争论的焦点。
（二）对清算是一闹而起，还是先做调查研究，有的放矢，逐步发动群众。
（三）对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政权机构，是暂时保存，还是彻底摧毁？
（四）对民族工商业政策，是采取保护它们尽快恢复生产，在生产中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还是以斗争为主，先斗争，等斗争结束了再来抓生产。
（五）允许不允许农民进城抓逃亡地主和搞清算斗争？ 当时哈尔滨不光有近百万人吃饭，还要支援战争，它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城市，所以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特别重要。
林彪当时推行“贫雇农坐天下”，发动大批农民进城抓斗工商业资本家。王稼祥对他的这些左倾政策，作了抵制和纠正，使林彪很恼火，一直嫉恨在心。其实，林彪早就把稼祥看成眼中钉。早在遵义会议之后，林彪在长征路上拒不服从中央的正确领导，稼祥曾按毛泽东的指示，以军委名义3次发电报命令林彪执行军委指示。在陕北，林彪多次向军委提出要打游击去，企图另立山头，受到王稼祥的严肃批评教育。
因此，林彪和高岗将稼祥打成右倾，反对稼祥坚持的正确的城市政策。但是，不管怎样，他身为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在一定范围内是尽了职的。他对城市的工商业、文化教育、公安、交通、建设和统一战线等等方面，认真地一一作了调查研究。他认为，进城后应首先组织市民搞生产，不能先搞斗争不抓生产；对旧政权的改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彻底砸烂，不能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公共卫生、城市交通都要保持正常，不能妨碍生产、妨碍支援战争；农民进城要有个限制，不能让他自己抓人，工商业资本家按土地法规定，农村财产交农民分配，城市财产不能动。
1948年初，王稼祥为了认真总结管理城市的经验教训，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工作会议。他在会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有关城市工作方针、任务的有见地、有分量的文件——《城市工作纲要》，并印成小册子，发给到会同志讨论。当时的吉林市委书记孔原回忆说：“它（《城市工作纲要》）强调了城市工作要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的方针，批评了那种侵犯工商业，不断搞劳资斗争和罢工运动等等左的错误。”“但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林彪、高岗认为这是稼祥同志右倾思想的代表作，责令把文件收回。”
伍修权当时是军区负责人之一、东北局成员，他赞扬稼祥这一阶段工作时说：“当时，我党只在东北占有几座中等以上的城市，城市工作尚无经验。但是稼祥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对于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者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将农村土改方法搬到城市中的错误做法，有利于发展解放区的城市工商业，为避免和减少城市工作的混乱现象，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对其他解放区和以后的城市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稼祥在哈尔滨工作时已达不惑之年，处理事情很沉着、果断。
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将40多幢日本房子贴上牌子，变成苏联的财产，并要我方出证明承认其合法，遭到拒绝，又以莫洛托夫的名义来强迫稼祥同志。稼祥对为此请示的刘达说，他是苏联，我是中国，不必管它（指这件事）。王稼祥尊敬莫洛托夫，但决不丧失中国的立场。
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委员，后被留在中央，参加筹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5月，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王稼祥等同志组成代表团赴苏，与苏共中央就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重大决策问题交换意见，争取斯大林的支持。经过多次会谈，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出访苏共的任务。
首任驻苏联大使
半年前，毛泽东提出两项工作任稼祥选择，一是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二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郑重考虑一天后，选择了后者。
王稼祥以全部身心投入外交活动。他要求妻子朱仲丽当好大使夫人，注意严格区分敌、我、友，既讲团结友好，又要坚持原则和作必要的斗争。如果有攻击我们党和国家及领导人的言论，必须严肃对待，给以回击；他还亲自在百忙中帮助朱仲丽攻读俄文，以有利于工作，同时又不让她荒废医学专业，让她进了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深造。
他日夜操劳，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不仅对中苏有关条约的中文本负责，还仔细审校甚至亲自翻译俄文本。
王稼祥虽然是第一次当大使，但在外交上从没有出过岔子。他本着不卑不亢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当时攻击中国的谣言。就在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期间，苏方邀请王稼祥夫妇去观看新排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说是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新戏。稼祥出于慎重，先派戈宝权和朱仲丽去看看究竟。剧情荒谬不堪，描写一个年轻的苏联海员在上海码头爱上了一个中国的妓女，妓女送给他一束罂粟花，他便向这女子传授了马列主义，于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的革命胜利了。事后，王稼祥很生气，以大使馆名义，通过苏联外交部对这出芭蕾舞剧提出了批评。但是苏方只是表面接受意见，竟给毛泽东、周恩来送来了《红罂粟花》剧票。王稼祥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略思片刻，即派陈伯达代替自己去看戏。岂知陈伯达看得津津有味，剧终时还主动站起来鼓掌捧场。回来后，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 1950年秋天，王明来到莫斯科“治病”，而且一来就是一家几口，稼祥便拒绝见他。有一次，斯大林召见王稼祥正式谈话后，又将他引进另一个房间，说：“现在王明同志在莫斯科治病，你应该去看看他。”稼祥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吧！”斯大林不高兴地坚持道：“你还是看看去吧！”稼祥仍用俄语回答：“我认为没有必要！”
早于王明到苏联阴谋活动的前一年，还有一个和王明一样以在莫斯科治病为名的人，一家3口长期不归国。这就是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斯大林曾对王稼祥说：“你们党中央怎么把林彪给忘了！他没有大病。”稼祥立即报告给周恩来，中止了林彪的小病大养。因此，林彪对王稼祥的仇恨愈发加深了。
1951年2月，为了加强我国与各国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王稼祥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回国时，他将在苏联省吃俭用积余的薪金买了一辆苏造大型吉斯牌卧车送给党中央，因为毛泽东访苏时曾赞扬过这种车。其实，稼祥给自己定的薪金并不高，只相当于一个苏联司机的收入，他还将朱仲丽的薪金取消了，甚至连作为编外人员的保姆的薪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书报、地图等办公品都由他们的薪金开支。他的克己奉公、严于律己是一贯的，早在延安时，军委曾确定他为甲等残废，他却从未要过补助金。他身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与妻子一起和边区人民共患难。鉴于延安生活困难，生孩子影响工作，他赞同妻子做绝育手术，这在当时是绝少的。
在吃食上，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将烤干的馒头片放进桌上的饼干筒里，累饿了就随手拿出几片充饥，开会或赴宴，也随身带上几片。
卸任驻苏大使以后的岁月
王稼祥熟悉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富于同外国党打交道的经验，是我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最合适人选，出色地执行了我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作为中联部的创业人，他先后选调了富有外交活动经验的刘宁一、伍修权、李初梨、赵毅敏、许立、熊复，以及冯铉、张香山等副部长，选拔了李启新、吴学谦、赵安博、乔石等一大批有才识的干部。他注重干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注重原始资料的积累，他所领导编撰的资料出版很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丰富齐备的一段时期。他在对外联络工作中十分谨慎细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早就有所察觉，经常向党中央提出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建议，并在工作中相应的采取了措施。
他曾说，我党同各国兄弟党的关系，是“既是一家人，又非一家人”的关系。1943年以后，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各国兄弟党都以信仰马列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但任何兄弟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忽视了这一原则，就会犯大国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错误，就会犯“父子党”、“老子党”错误。1950年代初，有一次斯大林考虑到亚洲几个兄弟党执政的小国在建设和防卫上有困难，设想以中国为主建立一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当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均在场。稼祥认为不能这样做，并简要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不仅此议未再提起，还留稼祥共进午餐，饭后一同散步。
卸任大使后，他曾多次赴苏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见和会谈。
1953年3月，他兼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4年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出席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定，迫使法军撤出越南，并初步解决了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
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王稼祥为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的助手熊复回忆道：“他拿出一份写好的有详细纲目的大纲，并就大纲的内容，包括每个论点、提法和论证的展开，都对我做了详细的解释。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谈话滔滔不绝，就像一个学问渊博、态度
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邀请了64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前来参加这次大会，其做法和规模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由此可见，我国国际威望已瞩目于世界，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已卓有成效，这是与王稼祥精心而又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
整个接待工作是在王稼祥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身为接待委员会主任，既有大将风度，又极为精细，不管大国、小国，也不论各国代表人数多少，一律平等对待。
王稼祥是个能上能下的革命家，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严格地说他乐下而不愿上。党的八大会议前的1955年春，他曾坦诚地说过：“像我这样过去犯错误的人，应当经常控制自己，以所剩不多的余年，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戒骄戒躁，不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事，以便补偿过去的错误，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虽然犯过错误，但一般地说，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赤诚的王稼祥甚至为自己被党的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有愧。他一般不愿打扰毛泽东主席，这次直接面辞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实为下了决心，但毛主席没有同意。王稼祥的政治品格，由此又见一斑。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波兰骚动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稼祥随同刘少奇、邓小平赴苏共商解决办法。当时，赫鲁晓夫提出武装干预波兰事件，受到中共代表团的反对。王稼祥发言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决不能干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事务，一个独立自主的执政党，有权决定自己的方针大计。如果由一个外国党来干预，甚至是武装干涉，将会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鉴于中共代表团的正确立场，赫鲁晓夫承认原来的做法“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原则”。 这年的4月到12月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举行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为此于4月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又于12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稼祥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并亲率中联部做了紧张而繁重的搜集、翻译和整理资料工作。
1957年1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王稼祥是代表团的主要参谋、周总理的主要助手，在同赫鲁晓夫等人的正式会谈中，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会谈持续8小时，紧张万分。那时，代表团内部大量的会谈准备工作和文件起草工作（包括3个联合声明、2个新闻公报和周总理的14次公开讲话），都是由王稼祥主管。王稼祥当时就预见到两党的分裂加深了。果然不出所料：1958年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的海岸线和国防，提出建立由苏方控制的“共同舰队”和长波台；1960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撕毁合同，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1959年4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5年，连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他发表《中国人民胜利的国际意义》一文。此文是王稼祥在1950年代内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他以丰富的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知识，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了中国革命的成就及意义。
这年3月上旬，他随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下旬，他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又到伦敦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还专访了郊区一个私人农场。
回国后，他组织中联部的有关人士精心整理了58万余字的《论苏联农业公社》，送交中央有关领导参考，并就“共产风”问题，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建议。多年来，王稼祥一直警惕着康生，防止他那左的一套造成外患。康生多次通过不正常的渠道向中联部要机密的外事文件、资料看。按中央规定，这些党的最高机密须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批准才可借给康生。王稼祥尽力抵制，然而，1960年康生利用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将黑手伸进了中联部，渐渐地使王稼祥处于靠边站的地位。
1962年2月，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王稼祥研究了大量资料，在中联部会议上就党的对外工作发表意见后，又同两位副部长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对外工作的一些方针性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4点：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以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议发表一个正式的对外关系声明，全面准确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注意国际斗争的策略；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1962年秋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按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中央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大反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大反所谓政策上的三自一包（即扩大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稼祥为此不安，曾写信给中央，要求在十中全会上就康生强加给自己的所谓三和一少（按康生的解释，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与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援要少）作公开检讨。当初，邓小平答复不必检讨了，并嘱咐他快进医院检查身体。
康生将王稼祥挤出中联部还不够，又要将这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彻底打倒。“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将“三和一少”加码升级为“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在那人妖颠倒的疯狂年代，王稼祥被当作国际活动方面的修正主义典型，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稼祥被囚禁于1969年1月，他身蒙沉冤，求告无门，思虑再三，只好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援。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造反派指出我犯了极大的罪过，对我的教育、批斗和目前隔离审查是应该的。我只能认识到这是救我。
我请求给我一点工作做，就在这种囚禁的环境里，就在这有卫兵随时监督着我的时刻中，我仍然渴望着我的有生晚年，为党尽最后的努力。我要求简单，只要你批准给我一本中俄字典，4卷《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就足够我达到这个迫切心愿了；假如，党尚有其他的翻译校对工作给我做，我是诚恳雀跃地接受，而且一定按时完成这个任务。
请您即日批示。
敬礼
1973年，因为林彪、陈伯达反党行径早已暴露，王稼祥写了封长达万言的信呈交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揭露林、陈反党集团，同时又深刻检查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信由胡耀邦过目后，请王震交送党中央。
1973年，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为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他又急不可待地给总理写了一封信：
总理：
在我有生的日子里，希望及早安排我的工作。目前，我是闲人，可以利用时间写东西。叛徒王明现在国外仍旧猖狂已极，我愿意写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一二个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见怎样？是否合时宜？望告之。
王稼祥上
1973年
在“四人帮”猖狂之极的时期，这封信被耽搁了，一直没有回音。
王稼祥一家有5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惨遭毒害而含冤离世。
儿子王命先，解放后从安徽泾县厚岸村来到父亲身边上了大学，这个42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被株连遭受种种迫害，他不甘受辱，以投河自尽抗争。身陷囹圄的稼祥连儿子的尸体都未看到。
大姐的儿子吴振华是北戴河中直机关工作人员，被逼得跳海而亡，丢下了病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大姐和姐夫被赶出北京，一路乞讨回到安徽，双双饿病而死。
二姐的女儿翟新华，北京阜外医院的病房护士长，也因株连被斗，以至精神错乱，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粉碎“四人帮”的春雷，炸碎了一切沉冤。中共中央及时地为王稼祥同志洗雪了冤屈，又于建党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将他列为中共建党以来38位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并指示芜湖市委为王稼祥建立了纪念园，除塑像、立碑、建造生平事迹陈列室外，还按照王稼祥生前的爱好栽了青松、翠竹、月季、蔷薇及其他花草。
芜湖市委经常组织青年、学生前往王稼祥纪念园，接受革命教育，缅怀先辈业绩，以新的姿态投入新时代的伟大建设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