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米市春秋（之一）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沿江两岸河港交错，盛产稻米及其他农产品，素称鱼米之乡。江流上溯赣、湘、鄂、川，下经苏、沪出黄浦江；皖南青弋江水系由此汇入长江，北岸由裕溪口入裕溪河，联巢湖，通舒、庐、合等地，水运极为便利，大江南北稻米和皖南山区土特产均由此集散。由于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条件，因而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形成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尔后，公路、铁路相继建设，使芜湖逐步成为水陆交通枢纽，米市因之更为发展。
米市的崛起
19世纪中叶，芜湖是座小城镇，人口不满2万，以生产铁器制品的手工业著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1853—1864年），芜湖为其后方屯聚军粮之所，但尚未形成米粮流通渠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客观形势的变化，米粮行业逐渐发展而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芜湖县志》记载：“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1796—1821年），芜湖有土著砻坊20余家，设在仓前铺、大砻坊及东河沿带。”它们多为地主租谷存储服务，收取存仓费，并代客舂米，收取加工费，有的也雇帆船赴附近县份，进行少量稻米交易。另有箩头行（又称小市行）约20家左右，分设在南、北关，专为近郊农民推销余粮，从中收取佣金，属于行纪性质。居民日用食米，悉赖小市行供应。此时整个米粮业的经营范围，尚不及湾沚、澛港两镇。市场交易量器，澛斛与沚斛并用，但澛斛比沚斛每石大2升。1874年以后，就专用澛斛了。由此可见，当时芜湖的米粮业，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清廷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后，国事日非，列强群启觊觎之心，多次胁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芜湖亦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相随而至。美商轮船公司其昌洋行、英商麦边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分别在芜开展客货运输业务。它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争夺较量，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终占优势，建码头，设趸船，置仓库，串同海关（海关归外人管理），控制运价。嗣后，日商日清洋行亦挤入船运业，少数华轮（招商、三北、宁绍）难与竞争。光绪三年（1877年）芜湖建立海关，进出口（指芜地而言）货物可就地检查课税。于是，进口的工业品则运芜倾销，芜湖及内地的农、土产品，均由此输出。形势的发展，为芜湖粮食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芜湖由原来的自然经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转折点。
芜湖下游的镇江，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依据《天津条约》已辟为商埠。外轮、海关齐全，沿海缺粮地区的广州一带米商，已先后在镇江设号采购，形成长江下游的米市。我省产粮地区的粮食也直接帆运镇江七浩口集散。芜湖虽为商埠，而帆运商仍不得不冒长途江运风险，运投镇江如故。面对这一不利情况，非具强有力的权威，不足以扭转。1877年李鸿章奏请清廷发布将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的命令。这是转变这一不利情况的关键措施。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上这一奏请？迁移的过程怎样？关于前者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李在晚清久任封疆大吏，是洋务派的代表。对于创办实业，具有卓识远见。且李又是合肥人，家族亲朋居芜地者甚众，芜湖素有合肥大门之誉，他预计芜湖一旦成为米市，市面必将繁荣，出于造福桑梓赢得身后名的考虑；其二认为，李鸿章为其家族从农民手里剥削的大量租谷寻找销售市场并以芜湖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而出此举。从客观情况来看：镇江地小人稠，粮食自给不足，号称米市，粮源悉赖我省调节。安徽余粮县份计有太湖、潜山、芜湖、当涂、南陵、无为、巢县、宣城等28县。而芜湖既成商埠，附近各县产粮如此丰富，集散自不宜舍近就远，奏请迁移米市，顺理成章，当能获准。关于后者，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和前工商联副主委张台望所写回忆材料称：当时驻节芜湖的徽、宁、池、太、广皖南兵备道兼任芜湖关监督的张荫桓（字樵野，广东人），为开辟税源和逢迎李氏（或系李氏示意），利用同乡关系，亲赴镇江劝说广帮客商尽先迁芜，许以种种优惠条件，即：（1）发给广帮粮商营业执照；（2）不论华南华北客商来芜采购粮食，必须由有执照的米商代办，不能直接采购；（3）一切打包等费统由卖方支付。商轮由芜运米至沪的运费仍照镇江至沪的运费计算，不另加价。这就造成了米市迁芜湖的有利形势。李奏陈于上，张劝说于下，上下结合，其事谐矣。至于迁芜的确切年份，根据江广米行1948年重建会所碑文记载：“逊清光绪八年，李文忠公请准将米粮市场，由镇江七浩口移植来此”。据此，判定米市迁芜为光绪八年（1882年）较有根据。
在张樵野动之以情、诱之以利的劝说下，广、潮两帮率先迁芜。稍后，烟、宁两帮接踵而至。从此，芜湖之为长江下游米市的地位，正式确定。但由于惯性之故，起初邻近各县，尚有部分米粮径运江、浙。我省当局乃在芜湖设立米捐局，规定本省米粮必须在芜湖完税，方准出镜，因此以后邻县粮食乃集散芜湖。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江苏也在大胜关、大河口及瓜四等处设立厘金卡，征收过境粮食厘金，部分米商为避免重税，又不经芜湖出口而径运镇江。后来，两省当局协商决定，江苏省仿安徽例也在芜湖设米捐局，就近征收米捐（现中二街还有江苏米捐局巷），粮船入苏境后，不再课税。双方重申前令，严禁米粮偷运出镜。自此以后，芜湖米市才算名副其实。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1898—1904年），米粮出口多达500余万石，少亦300多万石。1918年以后，出口米粮一度增至800余万石。此时兴起的机器碾米厂七八家，每年可出机米60余万石。杂粮米行的业务有增无减。真是“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米粮业内部组成、经营特点、相互关系及其早期代表人物汤善福
米粮采运业 米粮采运通称米号。他们以代各地米商购办米粮出口外销为主要业务，由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帮组成。广、潮两帮来芜较早，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的几年中，广帮的隆泰昌、广发源、利源长、盈丰泰（后改元昌兴）等八九家；潮帮的协丰、信丰、成益等七八家陆续迁芜。烟、宁两帮有复和、元生东、利源涌等十余家，稍后来芜。广、潮与烟、宁两帮的组合，稍有不同。前者由广、潮两地的殷实坐商投资开设，其中大部分是合资，少数为独资。各号资本少则一两万两，多则三四万两银子不等（银子是清代银元问世之前的货币，有关平、库平之分。海关采用关平，此处即为库平。银元通行之后，它成为一种结算单位。与银元的比价系参考上海、汉口两地金融界的牌价而订出芜湖的牌价，一般在1∶0.72之下，绝不高于1∶0.72。北伐之后，这种结算单位逐渐淘汰）。但老板坐镇老号，并不住芜，只派其子侄或代理人在芜主持，有的送代理人干股，使其具有股东身份，以提高其经营积极性。芜号只遵照广潮老店的委托，在芜采购，运往广、潮销售，从中收取佣金作为芜号收益，粮米销售的盈亏与芜号无涉，芜号盈亏与老号无关，论性质属于“代客”一类。后者多系烟、宁两地旅芜商人，集资开设（其后也有外帮参加），资本额与广、潮帮相仿佛。它们是独立的商号，无后台老板，整个交易的盈亏，统由自负。彼此的区别在此。
广、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巢、舒、庐、无；江南的繁、南等县。但须经过江广行才能成交（原因详后）。销路则分数路：广、潮帮由上海黄浦江出口运销华南沿海缺粮地区广州、汕头等地；烟、宁两帮则运销天津、烟台、青岛、威海卫等华北地区；也有部分顺江而下运往南京、峡石、无锡、南通、上海等地。广、潮帮系华南老号投资开设，销路基本固定，烟、宁两帮较为活动，除基本顾客以外，对其他客帮亦竭力拉拢，以期多做交易。这四帮之中业务发展并不平衡，各帮内部实力也不平衡。吞吐量最大的首推广帮，约占全市出口总额40％，而该帮的利源长米号通常占全帮的30%。潮帮居其次，约占全市出口总额30％，该帮的协丰亦占全帮30%。烟、两帮居末，只占30％。先是各帮米号均以“代客”为主，兼有自营，遇有利时机，则自营收进，待价而沽，就地出售或出口销售，端以利润高低为转移。经过一段时期的资金积累，各号实力大增，变为“代客”与“自营”并重，这就是商场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各帮米号在用款方面，均赖银号、钱庄周转，这是资本主义商业的通例。但广、潮与烟、宁亦有差异。当一笔买卖成交，货款由米号与之往来的钱庄（银号）垫付，一般订期三天归垫，但到期并不付现，而以“申票”抵付(即持票向上海钱庄兑现），而且注明见票某天后兑现。若广、潮帮的“申票”，在上海兑不着现款，又可转开“粤票”（即持票向广州有关钱庄兑现的票据）抵付，照例注明见票某天后付款。这样延缓兑现的日期，使他们营业的范围，就不受本号资力的限制，可以等米粮到达脱手后，再兑付票据。银号、钱庄从中收取米商一定贴现利息，是为银、钱业的正常业务。一般收受票据的银号、钱庄、在上海或广州都有分号或同业往来，交换票款，调剂余缺，两全其美。在私有制的经济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等于一蛛丝网，银钱业居于蛛网的中心，它用货币资本，便利各行各业的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荣则同荣，枯则同枯。在它们之间的经济活动中，最重信用。商人的信用重于生命，信用丧失，就寸步难行。
采运业的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商业一样，以追求高额利润为最大目的。它们包办了芜湖米粮的全部出口交易，极尽其操纵把持的能事。粮源滞乏，则提价以招远客，货源涌到，又贬低价格，操纵市场，权衡谋利。四帮之间钩心斗角，无论进货销货，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益一致则水乳交融，利益冲突则冰炭不容。同帮之间亦复如是。其表现形式如以下数例：（1）各帮组成小团体，维护本帮利益。1894年，芜湖没有警察局，更无商会，外地驻芜采购米商组成最早的商业团体——米业公所，自雇巡勇，维护米商利益。继后各帮迁芜日众，于是公所以下又分组小团体：广帮有广肇公所（原址即今新芜路邮局），潮帮有潮州会馆（原址在接官厅），烟、宁两帮力量较单，乃联合组成烟、宁米业公所。直到1930年才合并为米帮采运业同业公会。这些小团体主要是便利同业间互通声气，协调步骤，维护本帮利益，具有浓厚的排他性。（2）招徕顾客也是竞争的一种手段，先从物质享受上使顾客满意，以达到广为招徕的目的。特别是烟、宁两帮以实力较弱，竞相在招待拉拢上翻新花样，力求胜人一筹。烟台帮泰来米号店后的一排房屋，专供顾客住宿，布置极为讲究，当时芜湖的上等旅馆无以过之。吃食则鸡、鸭、鱼、肉不断，有时摆上一桌酒席，尽是珍馐美味。此外，还备有鸦片、麻将供客消遣，并利用妓院、酒楼作为拉拢顾客的交际场所。（3）在进货上同业间利益固然一致，但遇粮船到埠稀少，供不应求时，便不惜暗中放价，以图自肥。
各帮米号雇用的职工，广潮两帮是清一色的同乡，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烟、宁两帮以来芜较晚，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除雇用同乡外，也录用一些熟悉业务的苏皖人。那时较大的米号雇用职工达30人左右，小号也有10至20人。职务分工如次：经理（管事），综理全号事务；管账，办理文书会计事务；档手，专司看货评价；监载，专管米粮装卸；跑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专与海关、米捐局联系；管仓，仓库管理；厨师、茶房，专管伙食、卫生及杂务；学徒，学习业务并侍候客人。上述职员中，档手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以能识别米质的优劣并熟悉市场信息者为合格。那时江广米行代客售货，照例先送小样（即米的样品）看货讲价，双方同意后即可成交。这种看货讲价的责任，档手完全承担，买卖双方都很重视。关于职工的待遇，实行拆账制。当米号做成一笔交易，收号佣每石1角6分8厘（1933年废两改元后规定的数目），另外向卖方加收同人照料费每石5分。照料费交与职工按照不同职位规定的比率，实行拆账。职工食宿由米号免费供给。旺季照料费收入多，同人分得的便多，淡季所得则少。据该业老年职工说：“那时平常年景，普通职工每年收入约在三四百元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足以赡养数口之家。如遇荒歉年份，就要大打折扣。对学徒只管食宿，不给工资，但客人的赏金和打牌的头钱，则归厨房、茶房、学徒分享。”这种拆账制给消费者增加了负担，节约了米号开支，增加了利润收入。
米行业 米行业又称江广米行业，是采运业买卖粮（包括本地外地）的中间介绍人。原先镇江七浩口是长江下游的米市，开行的几乎都是镇江人，他们早与广、潮帮米号有了业务往来，迁芜以后，故取名江广米行，意在显示这种悠久的历史关系，有与广、潮两帮做交易的特权，以防芜湖米商侵夺他们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领有营业执照，俗称牙帖，取得合法保障。当时这种执照归北京财政部门核发，请领手续麻烦，不仅要缴几百两银子的帖费，还得走门路。据说米市初迁芜时，有些米行领不到牙帖，后来还是广、潮帮米号帮忙，通过张荫桓等的奔走，先后领到8张。起初几张的牌号都冠以“广”字和“潮”字，即：广鑫祥、广益祥、广泰昌、广盛祥；潮丰、潮胜和、潮盛祥、潮生和。到了民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牙帖改由省财政厅核发，分长期、短期两
种。前者有效期5年，帖费头等600元，二等400元，三等200元；短期1年，头等60元，二等40元，三等20元。本市米行大都领有长期执照。凡领有执照的就是米粮买卖的法定介绍人。也有一些米行股东或股东的至亲密友，不领牙帖借用某行的牌号（即某行为其开发票、单据等），照样营业。由于芜湖米市日益兴旺的形势，与经营该业者不需巨额资金，只要一个铺面，挂上招牌即可营业，是以该业应运而兴，户数日渐增多。领有执照的江广米行，应具有两个条件，业务才能兴旺。一要与各县帆运米商熟悉，广招粮源；二要与采运业有密切联系，销路才能畅通。他们选设的店址均靠近采运米号，便于就近联系。后来该业户数增多，同业间竞争益趋剧烈。首先他们拉拢帆运商，每隔三、五日即寄发行情单（价目表）一份，粮价倘有大的波动，就用电报通知。其次广设接江人员，遇有粮船到埠，接江人员上前联络，把他们接到行里殷勤招待，直到成交为止。各行视其规模大小，设接江多寡。接江人员必须生长于产米县份并与帆运米商有一定关系的，才有入选资格。对一些较大的帆运商，还特地派员登门促驾，以示尊重。帆运商抵埠之后，照例由卖样员取样交采运米号看货开价，以决成交与否。对卖样员来说，如何取得善价取悦客商，是能否继续长期交易的关键。所以对卖样员的人选比较严格，一要人头熟，吃得开；二要机警；三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才能笼络客人。如因卖样员无能，使卖方在货价上吃亏，那以后就别想做这位卖客的生意了。与此同时，各行对卖客的招待，也很殷勤，虽不如采运业阔绰，但一席宴饮10元8元（银元），也是司空见惯的。
米行设经理一人，大都由业主自兼，其次是管账、卖样、接江、中班同事及小班同事、厨师、茶房等名目。大行职工约10余人，小行仅3人、4人，职工待遇与采运业一样，实行折账制，食宿由行供给。每做成一笔生意，行佣每石收1角1分3厘，外加同人照料费每石4分。分配办法大致是：经理占1.3—1.4股，管账、卖样占1.2—1.3股，中班同事0.8—0.9股，小班同事0.4—0.5股。以同人照料费总金额除以个人所占股份的总和，即可得出每股应摊若干，再乘以每人应得的股份即可。厨师、茶房由行里付给固定工资，每人每月约3—4元，另分客赏及头钱。学徒待遇与采运业相同。接江人员在本人经手的交易中，每石另加收1分，作为工资。据此间人说，抗战前的普通年景，一名中班同事，每年收入约有300元之谱，亦足以养家室。
杂粮市米行 杂粮市米行俗称小市行，又名箩头行。他们是近郊农民（包括少数米贩）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粮食交易的中介人，分布在东、南、西、北关四处。约在光绪末年（1908）有行户近30家，其中南关10家左右，北市约七八家，东、西两市各五六家，都领有执照。一般都是小额资本，不雇职员，只用一名杂工，专司负重和打杂等事务，月工资二三元，另供宿食。个别范围较大的行户，雇佣二三人，分别担任管账与过斗等工作，工资不过三四元。行里设备简陋，只备少数用具和放置粮食的场所。农民挑运来的粮食（包括杂食、豆类等），分别陈列，供客选购。清晨开市，下午1时收市。买卖双方直接议价，成交之后，买方付给行佣，作为收益。收佣标准，宣统年间（1909—1911年）按米值每元收钱24文，旋改收铜元3枚（当时本洋1元，可兑制钱1500文）。24文钱约值1分6厘至2分左右。其后铜元贬值，最低时每元兑300枚，经同行协商改收每元8枚佣金，约合2分7厘左右。据原从业人员回忆，当时旺季，一般小市行每天约成交二三十石，个别大户有达100石者，行佣收入甚为可观。他们对托售的农民不收分文，且供应茶水，农民因生意耽搁不能赶回，必须在行里吃一顿中饭时，才收米半升，抵作餐费。不过在粮食成交时，常有溢余米粮三四合（10合为1升）农民均不带回，转送行户（农民恐过斗不够，总多带一点），有时过斗不够，行里也代凑上三四合。总之，赠与的次数多，添补的次数少，无形中也是行方的一笔额外收入。特别是赶上粮食滞销，农民急需钱用时，他们就以低价垫款收下，既帮了农民的忙，取得农民好感，又有利可图。彼此交往日久，少数行户凭借手中的余资，趁农民需款之际，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则是后来业务发展所常见的。由于小市行本小利大，同时米市日益发达，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到这个行业，约在1912年至1921的10年中，该业激增至100户之多，单就南关为例，该处增至30户，且有继续增加趋势。新户中并非户户有执照，更多的是通过亲友关系搞到挂帖（即借某行的名义做生意）。户数一多，竞争激烈。据说在旺季时，凡农民挑粮上市的必经路口，都有人等候，等到农民走近，就连拖带拉地拖到自己行里，因此常常为此发生争吵斗殴事情。后来经同行协商，南关大户李裕兴行的李玉伦、詹祥泰行的詹庆庚提出倡议：（1）号召南关小市行，只许歇业，不准新开；（2）号召小市行一律拒绝挂帖。自此以后，小市行的户数才固定下来。通过历年业务发展，资金积累，小市行原以“代客”为主，逐渐向下列两方面发展：（1）开展自营业务，利用有利时机，零收整售，与采运业直接发生联系（通过江广行转手）；（2）添置小型碾米机，兼营粮食加工。这项业务始于1928年，以后逐渐成为碾米业。此外，有些户接受砻坊或本市某些资本家的委托，代收稻米，从中取佣。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资金积累加速。南市的李裕兴、詹祥泰、詹祥盛，北市的翟源裕、陈源生等行户都拥有巨额资金，每逢旺季，他们的吞吐量高达数百包至千余包，以此致富而购置大量田地房产。
此外，我市尚有部分所谓零米店，从小市行购进，供应升斗小民，并零售其他商品如火柴、肥皂、香烟、兑换银元等，因性质不定，又无组织，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就不赘述了。
砻坊业 砻坊业原是芜湖所固有，早在前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21年）就有20家左右，设在仓前
铺、大砻坊、东河沿一带。他们的业务是为顾客存放稻谷收取存仓费，也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有时亦自买自卖。他们的业主，原先多为商人，后来也有大官僚大地主及其旅居芜湖的亲故，本身掌握大量租谷，以该业利润优厚，且有发展前途，也开业经营。如1882年至1908年间，崔国英开设的汇丰、崔登开设的广厚、李鸿章家族开设的源德裕便是。辛亥革命以后，崔、李经营的砻坊先后歇业。继而恽云亭兄弟和胡雨亭、谈弼丞、陶荫槐等开的崇发、利丰、平丰、宝丰祥、农记、顺余、庆余等，先后加入该业。又原先为商人的砻坊业主，积累多了，也抽资在四乡购置大量土地，扩充租谷来源，逐渐由工商业兼地主演变为地主兼工商业了。经营该业者须有大量房屋，通常有五六进，用于仓房、生产场所（砻稻、舂米、筛米、风米等）、店堂、账房及职工住宿等。门前须有大片平坦空地（多用大块石板铺成），用以晒稻。临近河沿，上下货便利，所以他们便集中大砻坊、东、西河沿一带。
该业原分两帮：太平帮与本地帮（包括杂帮）。光绪末年，太平帮有汇丰、谦吉、大有等十五六家，本地帮有源德裕、何福源、立成、同顺祥等40余家。资金在两三千两至一两万两银子不等。其主要业务有自营与代客并重，自营的粮源除自己的租谷以外，也收存其他小地主的租谷（先存入后作价收购），或派人到附近县份购买，有时委托熟船户代办，加工砻成熟米，自运江、浙销售，或经江广行售与采运业，贱买贵卖为其一贯手法。荒歉年份，青黄不接时期，它们往往加工成糙米堆存，待善价而沽。作业所用工具，先是原始的木杵、石舂、木砻之类。1928年以后，逐渐改装小型碾米机，以马达为动力，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可谓一大进步。有些资金少的砻坊，为加速资金周转，边砻边卖，同业称之为“转砻坊”。代客收费方面，因早年资料不全，不能妄加揣度。现据1935年后的资料，砻米1石，收取加工费3角，另外砻米的下脚——粗、细糠及筛下的碎米，全归砻坊。按一般情况折算，每次砻稻谷2担（每担100斤）可成糙1石（150斤），下脚有粗糠50斤，碎米六七合；糙米1石可碾熟米8斗5升（每斗15斤），外有细糠1斗2升，碎米约3升左右。长年积累，数目相当可观。后来同业竞争，竞相削价，只留下脚不收手续费，甚至还招待货主茶饭。可是暗中捣鬼——过斗时使手法，掺杂使假，商业道德就每况愈下了。各户另备简陋仓库，供碾客堆存，每季每石收栈租6分，一季以后，按月计租，每石2分。除此以外，他们在青黄不接之际，假乡镇米行之手，向农民放款，赚取高利。同时帆运米商运货来芜，需款周转，可将货向砻坊抵押，借得现款。一般按货价6成抵押，月息1分2厘左右。早期，大官僚地主除开设砻坊外，兼营典当业，以达到
高利剥削的目的。如崔国英既开汇丰砻坊，同时又设汇丰典当。李鸿章家族设源德裕砻坊，同时又开源丰、源成、源庆三爿典当。其他砻坊合股经营的还有和济、复太等当铺。他们之所以兼营两业者，因其淡旺季刚好相反，资金周转可以川流不息。彼辈聚敛，渐成巨富，农民终年辛苦，难得温饱，农村凋敝，势所必至。砻坊业内部人员，除经理（有的店主自兼）、账房、同事、学徒数人外，一般中型的大约雇工五六十人左右，小型的亦有二三十人，担负加工稻米、重活、杂活等任务。这些工人大都是江北农闲时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的进退与管理，资方授权掌作（工头）处理，另有二班一人，协助掌作。工时长达12小时，工资却很少。前清宣统年间规定每工日舂米3石半（3石为正工，半石归掌作）合一个整工，整工工资分农忙（农历三、四月——八、九月）每工84文（约为5分6厘），其余月份低些，仅72文（约4分8厘），以每人每月做25个整工计算，另外利用闲空时间，兼做晒谷，每担4文，下米（即扛米下河）每石5文，两相合计每工月得2元至3元，宿食归店供给（清宣统年间，本洋每元约合1500文，米价每石3元）。据说当时工人曾因不堪资方残酷剥削，发动过多次“靠锤”（罢工）斗争，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工人的这种自发性行动，经不起资方和工头软硬兼施的压力，往往无显著成果。 碾米业 碾米业又称碾米堆栈业。产生于1912年以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小型马达和碾米机国内不能制造。而进口的大都是外国厂矿企业用旧的机器，零部件供应及修理都很困难。加之旧式商人多保守，所以迟到1919年前后，全市碾米厂才发展到8家。各厂的职工人数约在50人至90人左右，经营业务与砻坊业大致相仿，即一面利用本身资金于新谷登场时，购进稻谷，碾成糙米，待价售出。另一方面代客加工，收取手续费。收费标准，在1930年至1937年间规定是：稻谷单碾每石0.22元，双碾0.24元，三碾0.29元。糙米双碾0.16元，秈米单碾0.16元，下脚全归厂方。各厂另设堆栈，供客户堆存谷物，收取栈租。米每石月收栈租0.015元，外加袋费0.02元，保险费0.007元，其他杂费0.035元，合计栈租每石月需7分7厘。客户粮米存入，由栈出具栈单，凭以取货。客户如需款用，可凭栈单向银行抵押借款（必须是银行认可的厂栈存单），一般按货价6成抵押。此风兴起后，固然便利客户，亦滋长投机之势。特别是1926年以后，芜湖金融界纷纷兼营堆栈业务（详情见后章）并租用各米厂原有的堆栈作为他们的堆栈，投机倒把之风，尤为猛烈。那时部分粮商首批抵押6成现款后，复购进粮米再作抵押，如此辗转，直至粮价上涨，才肯脱手，归还本息，获得利润。行情好转时，兴高采烈；粮价一蹶不振，就有破产、吃烂账的危险。更有甚者，一些狡猾商人用不正当手段，勾结米厂或银行人员，把粗糠打包装成大米存入堆栈，进行抵押，大做其买空卖空的投机交易。也有的米厂利用银行租赁它们的堆栈，盗卖米粮，进行欺诈买卖。盈利则买米归还，亏蚀就等吃官司。该业到了后期，商业道德败坏，完全丧失了正当商人的本色。该业工人的待遇，系按工种计值，与砻坊业相较，略胜一筹。如碾米、上斗、下斗论斗，堆庄、盘放论包，共有30几种项目。在1932年前后，工人每日工作10小时，所得工资约为4角，宿食归厂方供给，生活处于中下水平。上面介绍的米粮业中的5个部分，名义上经营的都是米粮，然而他们的流通渠道和业务范围却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行业之间的关系，而且利益交叉，情况较为复杂。
采运业可以说是米粮业的魁首。芜湖之所以能成米市者，以有采运业之故，否则，只不过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米粮市场而已。它的粮源基本上是购自产米县份的帆运商，本市砻坊、碾米厂及小市行也补充一部分。但江广米行因有对出口粮食居间介绍的特权，这种业与业之间的交易，必须通过江广米行才能成交，也就是卖方应照例付佣金给江广米行。江广米行与小市行均属“代客”一类，可是业务对象不同，界限分明。江广米行专营出口粮食的“代客”，而小市行则为近郊农民与城市消费者或小零售米店之间交易的“代客”，各不相扰。当小市行业务发展到与采运业打交道时，则常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武力冲突。后经第三者调解，双方得以妥协。小市行承认江广米行的特权（居间介绍），江广米行则在收取佣金方面，给予优待，问题才告解决。另外，有些小市行发展到添置设备，兼营粮食加工，还有些新开行户，实际上经营的是砻坊，他们反而加入小市行组织，原因是小市行户数多，在捐税和摊派费用方面，能占便宜，因而产生砻坊与小市行之间的业务交叉的矛盾。砻坊与碾米业都是粮食加工，性质相同，不过前者是由人工操作发展到机器加工，后者一开始就是机器加工，论业务性质可以合并为一个行业，然而他们坚持要各自成业，不愿合并。另一方面，砻坊业中有的想摆脱采运业而自营出口，如顾永裕、恒立、成康、周品记等都曾运米赴粤销售，但因当地坐商区域观念浓厚，多不予支持，再加上各地使用的通货不同，比率涨落不定，外地人难于掌握，因而不少砻坊为此吃亏蚀之苦。
米粮业作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个中转环节，贱买贵卖，利用米粮业内部交易对象的不同和层层收取佣金，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兹分述如后：（1）小市行在居间介绍近郊农民与消费者交易的同时，那些积有余资的行主，趁青黄不接之际，凭信用给农民高利贷款，用货币借出，加利息（利率也高），到粮食登场时，按低价折成实物收回，剥削程度是惊人的。农民负担这种高利贷，无异饮鸩止渴；（2）替采运业和砻坊输送粮源的各县、镇米行、砻坊，为广开粮源，多获利润，在合适的情况下，也使用上述方式向贫苦农民放高利贷，进行剥削；（3）县、镇米行、砻坊，当市场销路旺盛，米价陡涨之际，往往利用农民不明行情，低价突击收购，碾成糙米，派伙随船运芜兜售。同时经运粮食的船户中，积有余资，而又熟悉行情者，乘粮价骤涨之机，也常下乡低价收购，运芜脱手。这种贩运粮食的船户，俗称“自买头”；（4）米粮业在经营过程中，视粮源盈缺，运用价格规律，操纵粮价，无形中给农民造成损害。总之，农民终岁辛劳，幸逢丰年，除缴纳地租、税捐和偿还高利贷，加上米价低廉，所余无几。“谷贱伤农”，正是此意。荒歉年份，则卖儿鬻女，逃荒异地，惨不忍睹。芜湖原是铁器手工业发达的小城镇，自米市迁芜，市面日趋繁荣，米粮业本身财力既雄，利润亦厚，凡地方兴办各项公益、过往军队的支应，都唯该业马首是瞻。该业兴起于光绪年间，辛亥革命后，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战祸连绵，国家处于混乱局面，政客、官僚、党棍、军阀都以该业为一块肥肉，而起垂涎之念，寻机诈勒，甚至利用官僚资本，进行垄断、控制，与商民争利。米粮业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他们的代表人物，必然要在正常业务活动之外，和官府周旋。各期代表人物中以早期的汤善福最有影响。汤善福原籍广东花县，其父汤彪是太平天国军官，太平军失败后，寄寓江苏溧水。汤善福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13岁就在镇江广帮的广发源学徒，精明能干，不久就成为得力伙计。迨米市迁芜（1882年）后，号方派他来芜筹设广发源分号。此时正逢芜湖米粮业发生了一起承办赈米掺杂泥沙嫌疑案件，官司无法了结之际，汤凭其胆识与手腕，办理妥帖，因而脱颖而出。当时江苏清江县发生水灾，江苏当局奏准清廷在芜湖购办赈米数万石赈济灾民。采运业承办了这笔交易。据说在船运途中，船户捣鬼盗去米粮掺人泥沙凑数。事被当时督办赈济的某钦差发觉，罪名统统加到采运业，声言将予揭奏。在那封建专制时代，蒙受了赈米掺沙的罪名，哪能不有大祸临头之忧。当时商人最怕见官，殷实商人尤其如此。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这个“差使”很自然地落到精明干练的汤善福身上。汤年少气盛，胆识兼备，正不甘寂寞，一经同业推选即慨然承担，当即提出两项条件：（1）有代表身份；（2）可以全权行事。同业一致推他为广、潮两帮总董事，只要保住大家无事，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要钱给钱。在同业的一致拥护下，他放手做去，经他施展酬酢贿赂伎俩，得与某钦差当面陈述，毕竟钱能通神，满天云雾，顿然消散。不但不再追究掺杂事件，还博得清廷嘉奖他们采办赈米有功，清廷之腐败黑暗，由此可见。不久，汤因事进京，经他示意，同业为他花了万把银子捐了个四品顶戴，借以提高身份，好与官府交往。从此，汤在同业中的威望就树立起来，先任广、潮帮米业公所总董，继而被推为广、潮、烟、宁四帮总董——全业的代表人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芜湖工商界成立商务总会，他的地位又升高一步，历任该会协理、总理和会长。此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安徽省政府还聘他担任咨议、顾问等职，赫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全省耆绅了。 他的全部活动，主要是结交官府，维持地方，照顾本业，从而树立个人威信，并谋取私利。但同业出了岔子，如税局罚款、官吏借端勒索等，他也不惜为之奔走斡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汤善福殁于1928年，死前不久当选为安徽省商会联合会第一任会长。那正是他的社会地位登峰造极的时候。总之，汤善福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名利双收。
米市的崛起
19世纪中叶，芜湖是座小城镇，人口不满2万，以生产铁器制品的手工业著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1853—1864年），芜湖为其后方屯聚军粮之所，但尚未形成米粮流通渠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客观形势的变化，米粮行业逐渐发展而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芜湖县志》记载：“前清嘉庆、道光年间（约1796—1821年），芜湖有土著砻坊20余家，设在仓前铺、大砻坊及东河沿带。”它们多为地主租谷存储服务，收取存仓费，并代客舂米，收取加工费，有的也雇帆船赴附近县份，进行少量稻米交易。另有箩头行（又称小市行）约20家左右，分设在南、北关，专为近郊农民推销余粮，从中收取佣金，属于行纪性质。居民日用食米，悉赖小市行供应。此时整个米粮业的经营范围，尚不及湾沚、澛港两镇。市场交易量器，澛斛与沚斛并用，但澛斛比沚斛每石大2升。1874年以后，就专用澛斛了。由此可见，当时芜湖的米粮业，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清廷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后，国事日非，列强群启觊觎之心，多次胁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芜湖亦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相随而至。美商轮船公司其昌洋行、英商麦边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分别在芜开展客货运输业务。它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争夺较量，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终占优势，建码头，设趸船，置仓库，串同海关（海关归外人管理），控制运价。嗣后，日商日清洋行亦挤入船运业，少数华轮（招商、三北、宁绍）难与竞争。光绪三年（1877年）芜湖建立海关，进出口（指芜地而言）货物可就地检查课税。于是，进口的工业品则运芜倾销，芜湖及内地的农、土产品，均由此输出。形势的发展，为芜湖粮食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芜湖由原来的自然经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转折点。
芜湖下游的镇江，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依据《天津条约》已辟为商埠。外轮、海关齐全，沿海缺粮地区的广州一带米商，已先后在镇江设号采购，形成长江下游的米市。我省产粮地区的粮食也直接帆运镇江七浩口集散。芜湖虽为商埠，而帆运商仍不得不冒长途江运风险，运投镇江如故。面对这一不利情况，非具强有力的权威，不足以扭转。1877年李鸿章奏请清廷发布将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的命令。这是转变这一不利情况的关键措施。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上这一奏请？迁移的过程怎样？关于前者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李在晚清久任封疆大吏，是洋务派的代表。对于创办实业，具有卓识远见。且李又是合肥人，家族亲朋居芜地者甚众，芜湖素有合肥大门之誉，他预计芜湖一旦成为米市，市面必将繁荣，出于造福桑梓赢得身后名的考虑；其二认为，李鸿章为其家族从农民手里剥削的大量租谷寻找销售市场并以芜湖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而出此举。从客观情况来看：镇江地小人稠，粮食自给不足，号称米市，粮源悉赖我省调节。安徽余粮县份计有太湖、潜山、芜湖、当涂、南陵、无为、巢县、宣城等28县。而芜湖既成商埠，附近各县产粮如此丰富，集散自不宜舍近就远，奏请迁移米市，顺理成章，当能获准。关于后者，据前米粮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和前工商联副主委张台望所写回忆材料称：当时驻节芜湖的徽、宁、池、太、广皖南兵备道兼任芜湖关监督的张荫桓（字樵野，广东人），为开辟税源和逢迎李氏（或系李氏示意），利用同乡关系，亲赴镇江劝说广帮客商尽先迁芜，许以种种优惠条件，即：（1）发给广帮粮商营业执照；（2）不论华南华北客商来芜采购粮食，必须由有执照的米商代办，不能直接采购；（3）一切打包等费统由卖方支付。商轮由芜运米至沪的运费仍照镇江至沪的运费计算，不另加价。这就造成了米市迁芜湖的有利形势。李奏陈于上，张劝说于下，上下结合，其事谐矣。至于迁芜的确切年份，根据江广米行1948年重建会所碑文记载：“逊清光绪八年，李文忠公请准将米粮市场，由镇江七浩口移植来此”。据此，判定米市迁芜为光绪八年（1882年）较有根据。
在张樵野动之以情、诱之以利的劝说下，广、潮两帮率先迁芜。稍后，烟、宁两帮接踵而至。从此，芜湖之为长江下游米市的地位，正式确定。但由于惯性之故，起初邻近各县，尚有部分米粮径运江、浙。我省当局乃在芜湖设立米捐局，规定本省米粮必须在芜湖完税，方准出镜，因此以后邻县粮食乃集散芜湖。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江苏也在大胜关、大河口及瓜四等处设立厘金卡，征收过境粮食厘金，部分米商为避免重税，又不经芜湖出口而径运镇江。后来，两省当局协商决定，江苏省仿安徽例也在芜湖设米捐局，就近征收米捐（现中二街还有江苏米捐局巷），粮船入苏境后，不再课税。双方重申前令，严禁米粮偷运出镜。自此以后，芜湖米市才算名副其实。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1898—1904年），米粮出口多达500余万石，少亦300多万石。1918年以后，出口米粮一度增至800余万石。此时兴起的机器碾米厂七八家，每年可出机米60余万石。杂粮米行的业务有增无减。真是“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米粮业内部组成、经营特点、相互关系及其早期代表人物汤善福
米粮采运业 米粮采运通称米号。他们以代各地米商购办米粮出口外销为主要业务，由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帮组成。广、潮两帮来芜较早，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的几年中，广帮的隆泰昌、广发源、利源长、盈丰泰（后改元昌兴）等八九家；潮帮的协丰、信丰、成益等七八家陆续迁芜。烟、宁两帮有复和、元生东、利源涌等十余家，稍后来芜。广、潮与烟、宁两帮的组合，稍有不同。前者由广、潮两地的殷实坐商投资开设，其中大部分是合资，少数为独资。各号资本少则一两万两，多则三四万两银子不等（银子是清代银元问世之前的货币，有关平、库平之分。海关采用关平，此处即为库平。银元通行之后，它成为一种结算单位。与银元的比价系参考上海、汉口两地金融界的牌价而订出芜湖的牌价，一般在1∶0.72之下，绝不高于1∶0.72。北伐之后，这种结算单位逐渐淘汰）。但老板坐镇老号，并不住芜，只派其子侄或代理人在芜主持，有的送代理人干股，使其具有股东身份，以提高其经营积极性。芜号只遵照广潮老店的委托，在芜采购，运往广、潮销售，从中收取佣金作为芜号收益，粮米销售的盈亏与芜号无涉，芜号盈亏与老号无关，论性质属于“代客”一类。后者多系烟、宁两地旅芜商人，集资开设（其后也有外帮参加），资本额与广、潮帮相仿佛。它们是独立的商号，无后台老板，整个交易的盈亏，统由自负。彼此的区别在此。
广、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巢、舒、庐、无；江南的繁、南等县。但须经过江广行才能成交（原因详后）。销路则分数路：广、潮帮由上海黄浦江出口运销华南沿海缺粮地区广州、汕头等地；烟、宁两帮则运销天津、烟台、青岛、威海卫等华北地区；也有部分顺江而下运往南京、峡石、无锡、南通、上海等地。广、潮帮系华南老号投资开设，销路基本固定，烟、宁两帮较为活动，除基本顾客以外，对其他客帮亦竭力拉拢，以期多做交易。这四帮之中业务发展并不平衡，各帮内部实力也不平衡。吞吐量最大的首推广帮，约占全市出口总额40％，而该帮的利源长米号通常占全帮的30%。潮帮居其次，约占全市出口总额30％，该帮的协丰亦占全帮30%。烟、两帮居末，只占30％。先是各帮米号均以“代客”为主，兼有自营，遇有利时机，则自营收进，待价而沽，就地出售或出口销售，端以利润高低为转移。经过一段时期的资金积累，各号实力大增，变为“代客”与“自营”并重，这就是商场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各帮米号在用款方面，均赖银号、钱庄周转，这是资本主义商业的通例。但广、潮与烟、宁亦有差异。当一笔买卖成交，货款由米号与之往来的钱庄（银号）垫付，一般订期三天归垫，但到期并不付现，而以“申票”抵付(即持票向上海钱庄兑现），而且注明见票某天后兑现。若广、潮帮的“申票”，在上海兑不着现款，又可转开“粤票”（即持票向广州有关钱庄兑现的票据）抵付，照例注明见票某天后付款。这样延缓兑现的日期，使他们营业的范围，就不受本号资力的限制，可以等米粮到达脱手后，再兑付票据。银号、钱庄从中收取米商一定贴现利息，是为银、钱业的正常业务。一般收受票据的银号、钱庄、在上海或广州都有分号或同业往来，交换票款，调剂余缺，两全其美。在私有制的经济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等于一蛛丝网，银钱业居于蛛网的中心，它用货币资本，便利各行各业的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荣则同荣，枯则同枯。在它们之间的经济活动中，最重信用。商人的信用重于生命，信用丧失，就寸步难行。
采运业的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商业一样，以追求高额利润为最大目的。它们包办了芜湖米粮的全部出口交易，极尽其操纵把持的能事。粮源滞乏，则提价以招远客，货源涌到，又贬低价格，操纵市场，权衡谋利。四帮之间钩心斗角，无论进货销货，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益一致则水乳交融，利益冲突则冰炭不容。同帮之间亦复如是。其表现形式如以下数例：（1）各帮组成小团体，维护本帮利益。1894年，芜湖没有警察局，更无商会，外地驻芜采购米商组成最早的商业团体——米业公所，自雇巡勇，维护米商利益。继后各帮迁芜日众，于是公所以下又分组小团体：广帮有广肇公所（原址即今新芜路邮局），潮帮有潮州会馆（原址在接官厅），烟、宁两帮力量较单，乃联合组成烟、宁米业公所。直到1930年才合并为米帮采运业同业公会。这些小团体主要是便利同业间互通声气，协调步骤，维护本帮利益，具有浓厚的排他性。（2）招徕顾客也是竞争的一种手段，先从物质享受上使顾客满意，以达到广为招徕的目的。特别是烟、宁两帮以实力较弱，竞相在招待拉拢上翻新花样，力求胜人一筹。烟台帮泰来米号店后的一排房屋，专供顾客住宿，布置极为讲究，当时芜湖的上等旅馆无以过之。吃食则鸡、鸭、鱼、肉不断，有时摆上一桌酒席，尽是珍馐美味。此外，还备有鸦片、麻将供客消遣，并利用妓院、酒楼作为拉拢顾客的交际场所。（3）在进货上同业间利益固然一致，但遇粮船到埠稀少，供不应求时，便不惜暗中放价，以图自肥。
各帮米号雇用的职工，广潮两帮是清一色的同乡，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烟、宁两帮以来芜较晚，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除雇用同乡外，也录用一些熟悉业务的苏皖人。那时较大的米号雇用职工达30人左右，小号也有10至20人。职务分工如次：经理（管事），综理全号事务；管账，办理文书会计事务；档手，专司看货评价；监载，专管米粮装卸；跑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专与海关、米捐局联系；管仓，仓库管理；厨师、茶房，专管伙食、卫生及杂务；学徒，学习业务并侍候客人。上述职员中，档手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以能识别米质的优劣并熟悉市场信息者为合格。那时江广米行代客售货，照例先送小样（即米的样品）看货讲价，双方同意后即可成交。这种看货讲价的责任，档手完全承担，买卖双方都很重视。关于职工的待遇，实行拆账制。当米号做成一笔交易，收号佣每石1角6分8厘（1933年废两改元后规定的数目），另外向卖方加收同人照料费每石5分。照料费交与职工按照不同职位规定的比率，实行拆账。职工食宿由米号免费供给。旺季照料费收入多，同人分得的便多，淡季所得则少。据该业老年职工说：“那时平常年景，普通职工每年收入约在三四百元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足以赡养数口之家。如遇荒歉年份，就要大打折扣。对学徒只管食宿，不给工资，但客人的赏金和打牌的头钱，则归厨房、茶房、学徒分享。”这种拆账制给消费者增加了负担，节约了米号开支，增加了利润收入。
米行业 米行业又称江广米行业，是采运业买卖粮（包括本地外地）的中间介绍人。原先镇江七浩口是长江下游的米市，开行的几乎都是镇江人，他们早与广、潮帮米号有了业务往来，迁芜以后，故取名江广米行，意在显示这种悠久的历史关系，有与广、潮两帮做交易的特权，以防芜湖米商侵夺他们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领有营业执照，俗称牙帖，取得合法保障。当时这种执照归北京财政部门核发，请领手续麻烦，不仅要缴几百两银子的帖费，还得走门路。据说米市初迁芜时，有些米行领不到牙帖，后来还是广、潮帮米号帮忙，通过张荫桓等的奔走，先后领到8张。起初几张的牌号都冠以“广”字和“潮”字，即：广鑫祥、广益祥、广泰昌、广盛祥；潮丰、潮胜和、潮盛祥、潮生和。到了民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牙帖改由省财政厅核发，分长期、短期两
种。前者有效期5年，帖费头等600元，二等400元，三等200元；短期1年，头等60元，二等40元，三等20元。本市米行大都领有长期执照。凡领有执照的就是米粮买卖的法定介绍人。也有一些米行股东或股东的至亲密友，不领牙帖借用某行的牌号（即某行为其开发票、单据等），照样营业。由于芜湖米市日益兴旺的形势，与经营该业者不需巨额资金，只要一个铺面，挂上招牌即可营业，是以该业应运而兴，户数日渐增多。领有执照的江广米行，应具有两个条件，业务才能兴旺。一要与各县帆运米商熟悉，广招粮源；二要与采运业有密切联系，销路才能畅通。他们选设的店址均靠近采运米号，便于就近联系。后来该业户数增多，同业间竞争益趋剧烈。首先他们拉拢帆运商，每隔三、五日即寄发行情单（价目表）一份，粮价倘有大的波动，就用电报通知。其次广设接江人员，遇有粮船到埠，接江人员上前联络，把他们接到行里殷勤招待，直到成交为止。各行视其规模大小，设接江多寡。接江人员必须生长于产米县份并与帆运米商有一定关系的，才有入选资格。对一些较大的帆运商，还特地派员登门促驾，以示尊重。帆运商抵埠之后，照例由卖样员取样交采运米号看货开价，以决成交与否。对卖样员来说，如何取得善价取悦客商，是能否继续长期交易的关键。所以对卖样员的人选比较严格，一要人头熟，吃得开；二要机警；三要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才能笼络客人。如因卖样员无能，使卖方在货价上吃亏，那以后就别想做这位卖客的生意了。与此同时，各行对卖客的招待，也很殷勤，虽不如采运业阔绰，但一席宴饮10元8元（银元），也是司空见惯的。
米行设经理一人，大都由业主自兼，其次是管账、卖样、接江、中班同事及小班同事、厨师、茶房等名目。大行职工约10余人，小行仅3人、4人，职工待遇与采运业一样，实行折账制，食宿由行供给。每做成一笔生意，行佣每石收1角1分3厘，外加同人照料费每石4分。分配办法大致是：经理占1.3—1.4股，管账、卖样占1.2—1.3股，中班同事0.8—0.9股，小班同事0.4—0.5股。以同人照料费总金额除以个人所占股份的总和，即可得出每股应摊若干，再乘以每人应得的股份即可。厨师、茶房由行里付给固定工资，每人每月约3—4元，另分客赏及头钱。学徒待遇与采运业相同。接江人员在本人经手的交易中，每石另加收1分，作为工资。据此间人说，抗战前的普通年景，一名中班同事，每年收入约有300元之谱，亦足以养家室。
杂粮市米行 杂粮市米行俗称小市行，又名箩头行。他们是近郊农民（包括少数米贩）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粮食交易的中介人，分布在东、南、西、北关四处。约在光绪末年（1908）有行户近30家，其中南关10家左右，北市约七八家，东、西两市各五六家，都领有执照。一般都是小额资本，不雇职员，只用一名杂工，专司负重和打杂等事务，月工资二三元，另供宿食。个别范围较大的行户，雇佣二三人，分别担任管账与过斗等工作，工资不过三四元。行里设备简陋，只备少数用具和放置粮食的场所。农民挑运来的粮食（包括杂食、豆类等），分别陈列，供客选购。清晨开市，下午1时收市。买卖双方直接议价，成交之后，买方付给行佣，作为收益。收佣标准，宣统年间（1909—1911年）按米值每元收钱24文，旋改收铜元3枚（当时本洋1元，可兑制钱1500文）。24文钱约值1分6厘至2分左右。其后铜元贬值，最低时每元兑300枚，经同行协商改收每元8枚佣金，约合2分7厘左右。据原从业人员回忆，当时旺季，一般小市行每天约成交二三十石，个别大户有达100石者，行佣收入甚为可观。他们对托售的农民不收分文，且供应茶水，农民因生意耽搁不能赶回，必须在行里吃一顿中饭时，才收米半升，抵作餐费。不过在粮食成交时，常有溢余米粮三四合（10合为1升）农民均不带回，转送行户（农民恐过斗不够，总多带一点），有时过斗不够，行里也代凑上三四合。总之，赠与的次数多，添补的次数少，无形中也是行方的一笔额外收入。特别是赶上粮食滞销，农民急需钱用时，他们就以低价垫款收下，既帮了农民的忙，取得农民好感，又有利可图。彼此交往日久，少数行户凭借手中的余资，趁农民需款之际，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则是后来业务发展所常见的。由于小市行本小利大，同时米市日益发达，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到这个行业，约在1912年至1921的10年中，该业激增至100户之多，单就南关为例，该处增至30户，且有继续增加趋势。新户中并非户户有执照，更多的是通过亲友关系搞到挂帖（即借某行的名义做生意）。户数一多，竞争激烈。据说在旺季时，凡农民挑粮上市的必经路口，都有人等候，等到农民走近，就连拖带拉地拖到自己行里，因此常常为此发生争吵斗殴事情。后来经同行协商，南关大户李裕兴行的李玉伦、詹祥泰行的詹庆庚提出倡议：（1）号召南关小市行，只许歇业，不准新开；（2）号召小市行一律拒绝挂帖。自此以后，小市行的户数才固定下来。通过历年业务发展，资金积累，小市行原以“代客”为主，逐渐向下列两方面发展：（1）开展自营业务，利用有利时机，零收整售，与采运业直接发生联系（通过江广行转手）；（2）添置小型碾米机，兼营粮食加工。这项业务始于1928年，以后逐渐成为碾米业。此外，有些户接受砻坊或本市某些资本家的委托，代收稻米，从中取佣。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资金积累加速。南市的李裕兴、詹祥泰、詹祥盛，北市的翟源裕、陈源生等行户都拥有巨额资金，每逢旺季，他们的吞吐量高达数百包至千余包，以此致富而购置大量田地房产。
此外，我市尚有部分所谓零米店，从小市行购进，供应升斗小民，并零售其他商品如火柴、肥皂、香烟、兑换银元等，因性质不定，又无组织，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就不赘述了。
砻坊业 砻坊业原是芜湖所固有，早在前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21年）就有20家左右，设在仓前
铺、大砻坊、东河沿一带。他们的业务是为顾客存放稻谷收取存仓费，也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有时亦自买自卖。他们的业主，原先多为商人，后来也有大官僚大地主及其旅居芜湖的亲故，本身掌握大量租谷，以该业利润优厚，且有发展前途，也开业经营。如1882年至1908年间，崔国英开设的汇丰、崔登开设的广厚、李鸿章家族开设的源德裕便是。辛亥革命以后，崔、李经营的砻坊先后歇业。继而恽云亭兄弟和胡雨亭、谈弼丞、陶荫槐等开的崇发、利丰、平丰、宝丰祥、农记、顺余、庆余等，先后加入该业。又原先为商人的砻坊业主，积累多了，也抽资在四乡购置大量土地，扩充租谷来源，逐渐由工商业兼地主演变为地主兼工商业了。经营该业者须有大量房屋，通常有五六进，用于仓房、生产场所（砻稻、舂米、筛米、风米等）、店堂、账房及职工住宿等。门前须有大片平坦空地（多用大块石板铺成），用以晒稻。临近河沿，上下货便利，所以他们便集中大砻坊、东、西河沿一带。
该业原分两帮：太平帮与本地帮（包括杂帮）。光绪末年，太平帮有汇丰、谦吉、大有等十五六家，本地帮有源德裕、何福源、立成、同顺祥等40余家。资金在两三千两至一两万两银子不等。其主要业务有自营与代客并重，自营的粮源除自己的租谷以外，也收存其他小地主的租谷（先存入后作价收购），或派人到附近县份购买，有时委托熟船户代办，加工砻成熟米，自运江、浙销售，或经江广行售与采运业，贱买贵卖为其一贯手法。荒歉年份，青黄不接时期，它们往往加工成糙米堆存，待善价而沽。作业所用工具，先是原始的木杵、石舂、木砻之类。1928年以后，逐渐改装小型碾米机，以马达为动力，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可谓一大进步。有些资金少的砻坊，为加速资金周转，边砻边卖，同业称之为“转砻坊”。代客收费方面，因早年资料不全，不能妄加揣度。现据1935年后的资料，砻米1石，收取加工费3角，另外砻米的下脚——粗、细糠及筛下的碎米，全归砻坊。按一般情况折算，每次砻稻谷2担（每担100斤）可成糙1石（150斤），下脚有粗糠50斤，碎米六七合；糙米1石可碾熟米8斗5升（每斗15斤），外有细糠1斗2升，碎米约3升左右。长年积累，数目相当可观。后来同业竞争，竞相削价，只留下脚不收手续费，甚至还招待货主茶饭。可是暗中捣鬼——过斗时使手法，掺杂使假，商业道德就每况愈下了。各户另备简陋仓库，供碾客堆存，每季每石收栈租6分，一季以后，按月计租，每石2分。除此以外，他们在青黄不接之际，假乡镇米行之手，向农民放款，赚取高利。同时帆运米商运货来芜，需款周转，可将货向砻坊抵押，借得现款。一般按货价6成抵押，月息1分2厘左右。早期，大官僚地主除开设砻坊外，兼营典当业，以达到
高利剥削的目的。如崔国英既开汇丰砻坊，同时又设汇丰典当。李鸿章家族设源德裕砻坊，同时又开源丰、源成、源庆三爿典当。其他砻坊合股经营的还有和济、复太等当铺。他们之所以兼营两业者，因其淡旺季刚好相反，资金周转可以川流不息。彼辈聚敛，渐成巨富，农民终年辛苦，难得温饱，农村凋敝，势所必至。砻坊业内部人员，除经理（有的店主自兼）、账房、同事、学徒数人外，一般中型的大约雇工五六十人左右，小型的亦有二三十人，担负加工稻米、重活、杂活等任务。这些工人大都是江北农闲时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的进退与管理，资方授权掌作（工头）处理，另有二班一人，协助掌作。工时长达12小时，工资却很少。前清宣统年间规定每工日舂米3石半（3石为正工，半石归掌作）合一个整工，整工工资分农忙（农历三、四月——八、九月）每工84文（约为5分6厘），其余月份低些，仅72文（约4分8厘），以每人每月做25个整工计算，另外利用闲空时间，兼做晒谷，每担4文，下米（即扛米下河）每石5文，两相合计每工月得2元至3元，宿食归店供给（清宣统年间，本洋每元约合1500文，米价每石3元）。据说当时工人曾因不堪资方残酷剥削，发动过多次“靠锤”（罢工）斗争，由于当时环境险恶，工人的这种自发性行动，经不起资方和工头软硬兼施的压力，往往无显著成果。 碾米业 碾米业又称碾米堆栈业。产生于1912年以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小型马达和碾米机国内不能制造。而进口的大都是外国厂矿企业用旧的机器，零部件供应及修理都很困难。加之旧式商人多保守，所以迟到1919年前后，全市碾米厂才发展到8家。各厂的职工人数约在50人至90人左右，经营业务与砻坊业大致相仿，即一面利用本身资金于新谷登场时，购进稻谷，碾成糙米，待价售出。另一方面代客加工，收取手续费。收费标准，在1930年至1937年间规定是：稻谷单碾每石0.22元，双碾0.24元，三碾0.29元。糙米双碾0.16元，秈米单碾0.16元，下脚全归厂方。各厂另设堆栈，供客户堆存谷物，收取栈租。米每石月收栈租0.015元，外加袋费0.02元，保险费0.007元，其他杂费0.035元，合计栈租每石月需7分7厘。客户粮米存入，由栈出具栈单，凭以取货。客户如需款用，可凭栈单向银行抵押借款（必须是银行认可的厂栈存单），一般按货价6成抵押。此风兴起后，固然便利客户，亦滋长投机之势。特别是1926年以后，芜湖金融界纷纷兼营堆栈业务（详情见后章）并租用各米厂原有的堆栈作为他们的堆栈，投机倒把之风，尤为猛烈。那时部分粮商首批抵押6成现款后，复购进粮米再作抵押，如此辗转，直至粮价上涨，才肯脱手，归还本息，获得利润。行情好转时，兴高采烈；粮价一蹶不振，就有破产、吃烂账的危险。更有甚者，一些狡猾商人用不正当手段，勾结米厂或银行人员，把粗糠打包装成大米存入堆栈，进行抵押，大做其买空卖空的投机交易。也有的米厂利用银行租赁它们的堆栈，盗卖米粮，进行欺诈买卖。盈利则买米归还，亏蚀就等吃官司。该业到了后期，商业道德败坏，完全丧失了正当商人的本色。该业工人的待遇，系按工种计值，与砻坊业相较，略胜一筹。如碾米、上斗、下斗论斗，堆庄、盘放论包，共有30几种项目。在1932年前后，工人每日工作10小时，所得工资约为4角，宿食归厂方供给，生活处于中下水平。上面介绍的米粮业中的5个部分，名义上经营的都是米粮，然而他们的流通渠道和业务范围却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行业之间的关系，而且利益交叉，情况较为复杂。
采运业可以说是米粮业的魁首。芜湖之所以能成米市者，以有采运业之故，否则，只不过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米粮市场而已。它的粮源基本上是购自产米县份的帆运商，本市砻坊、碾米厂及小市行也补充一部分。但江广米行因有对出口粮食居间介绍的特权，这种业与业之间的交易，必须通过江广米行才能成交，也就是卖方应照例付佣金给江广米行。江广米行与小市行均属“代客”一类，可是业务对象不同，界限分明。江广米行专营出口粮食的“代客”，而小市行则为近郊农民与城市消费者或小零售米店之间交易的“代客”，各不相扰。当小市行业务发展到与采运业打交道时，则常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武力冲突。后经第三者调解，双方得以妥协。小市行承认江广米行的特权（居间介绍），江广米行则在收取佣金方面，给予优待，问题才告解决。另外，有些小市行发展到添置设备，兼营粮食加工，还有些新开行户，实际上经营的是砻坊，他们反而加入小市行组织，原因是小市行户数多，在捐税和摊派费用方面，能占便宜，因而产生砻坊与小市行之间的业务交叉的矛盾。砻坊与碾米业都是粮食加工，性质相同，不过前者是由人工操作发展到机器加工，后者一开始就是机器加工，论业务性质可以合并为一个行业，然而他们坚持要各自成业，不愿合并。另一方面，砻坊业中有的想摆脱采运业而自营出口，如顾永裕、恒立、成康、周品记等都曾运米赴粤销售，但因当地坐商区域观念浓厚，多不予支持，再加上各地使用的通货不同，比率涨落不定，外地人难于掌握，因而不少砻坊为此吃亏蚀之苦。
米粮业作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个中转环节，贱买贵卖，利用米粮业内部交易对象的不同和层层收取佣金，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兹分述如后：（1）小市行在居间介绍近郊农民与消费者交易的同时，那些积有余资的行主，趁青黄不接之际，凭信用给农民高利贷款，用货币借出，加利息（利率也高），到粮食登场时，按低价折成实物收回，剥削程度是惊人的。农民负担这种高利贷，无异饮鸩止渴；（2）替采运业和砻坊输送粮源的各县、镇米行、砻坊，为广开粮源，多获利润，在合适的情况下，也使用上述方式向贫苦农民放高利贷，进行剥削；（3）县、镇米行、砻坊，当市场销路旺盛，米价陡涨之际，往往利用农民不明行情，低价突击收购，碾成糙米，派伙随船运芜兜售。同时经运粮食的船户中，积有余资，而又熟悉行情者，乘粮价骤涨之机，也常下乡低价收购，运芜脱手。这种贩运粮食的船户，俗称“自买头”；（4）米粮业在经营过程中，视粮源盈缺，运用价格规律，操纵粮价，无形中给农民造成损害。总之，农民终岁辛劳，幸逢丰年，除缴纳地租、税捐和偿还高利贷，加上米价低廉，所余无几。“谷贱伤农”，正是此意。荒歉年份，则卖儿鬻女，逃荒异地，惨不忍睹。芜湖原是铁器手工业发达的小城镇，自米市迁芜，市面日趋繁荣，米粮业本身财力既雄，利润亦厚，凡地方兴办各项公益、过往军队的支应，都唯该业马首是瞻。该业兴起于光绪年间，辛亥革命后，历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战祸连绵，国家处于混乱局面，政客、官僚、党棍、军阀都以该业为一块肥肉，而起垂涎之念，寻机诈勒，甚至利用官僚资本，进行垄断、控制，与商民争利。米粮业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他们的代表人物，必然要在正常业务活动之外，和官府周旋。各期代表人物中以早期的汤善福最有影响。汤善福原籍广东花县，其父汤彪是太平天国军官，太平军失败后，寄寓江苏溧水。汤善福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13岁就在镇江广帮的广发源学徒，精明能干，不久就成为得力伙计。迨米市迁芜（1882年）后，号方派他来芜筹设广发源分号。此时正逢芜湖米粮业发生了一起承办赈米掺杂泥沙嫌疑案件，官司无法了结之际，汤凭其胆识与手腕，办理妥帖，因而脱颖而出。当时江苏清江县发生水灾，江苏当局奏准清廷在芜湖购办赈米数万石赈济灾民。采运业承办了这笔交易。据说在船运途中，船户捣鬼盗去米粮掺人泥沙凑数。事被当时督办赈济的某钦差发觉，罪名统统加到采运业，声言将予揭奏。在那封建专制时代，蒙受了赈米掺沙的罪名，哪能不有大祸临头之忧。当时商人最怕见官，殷实商人尤其如此。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这个“差使”很自然地落到精明干练的汤善福身上。汤年少气盛，胆识兼备，正不甘寂寞，一经同业推选即慨然承担，当即提出两项条件：（1）有代表身份；（2）可以全权行事。同业一致推他为广、潮两帮总董事，只要保住大家无事，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要钱给钱。在同业的一致拥护下，他放手做去，经他施展酬酢贿赂伎俩，得与某钦差当面陈述，毕竟钱能通神，满天云雾，顿然消散。不但不再追究掺杂事件，还博得清廷嘉奖他们采办赈米有功，清廷之腐败黑暗，由此可见。不久，汤因事进京，经他示意，同业为他花了万把银子捐了个四品顶戴，借以提高身份，好与官府交往。从此，汤在同业中的威望就树立起来，先任广、潮帮米业公所总董，继而被推为广、潮、烟、宁四帮总董——全业的代表人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芜湖工商界成立商务总会，他的地位又升高一步，历任该会协理、总理和会长。此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安徽省政府还聘他担任咨议、顾问等职，赫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全省耆绅了。 他的全部活动，主要是结交官府，维持地方，照顾本业，从而树立个人威信，并谋取私利。但同业出了岔子，如税局罚款、官吏借端勒索等，他也不惜为之奔走斡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汤善福殁于1928年，死前不久当选为安徽省商会联合会第一任会长。那正是他的社会地位登峰造极的时候。总之，汤善福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名利双收。
